战国末期著作韩非子：安危
，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曰，有愚智而无非誉;六曰，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有信而无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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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末期著作韩非子：安危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
，约十余万言
，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

　　《韩非子》一书
，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
，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
，同时
，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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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术有七
，危道有六。

　　安术：一曰
，赏罚随是非;二曰
，祸福随善恶;三曰
，死生随法度;四曰
，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曰
，有愚智而无非誉;六曰
，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
，有信而无诈。

　　危道：一曰
，断削于绳之内;二曰
，断割于法之外;三曰
，利人之所害;四曰
，乐人之所祸;五曰
，危人于所安;六曰
，所爱不亲
，所恶不疏。

　　如此
，则人失其所以乐生
，而忘其所以重死。

　　人不乐生
，则人主不尊：不重死
，则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极智能于仪表
，尽力于权衡
，以动则胜
，以静则安。

　　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
，爱身于为非
，小人少而君子多。

　　故社稷常立
，国家久安。

　　左奔车之上无仲尼
，覆舟之下无伯夷。

　　故号令者
，国之舟车也。

　　安则智廉生
，危则争鄙起。

　　故安国之法
，若饥而食
，寒而衣
，不令而自然也。

　　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
，故后世服。

　　今使人饥寒去衣食
，虽贲、育不能行;废自然
，虽顺道而不立。

　　强勇之所不能行
，则上不能安。

　　上以无厌责已尽。

　　则下对无有;无有
，则轻法。

　　法所以为国也
，而轻之
，则功不立
，名不成。

　　闻古扁鹊之治其病也
，以刀刺骨;圣人之救危国也
，以忠拂耳。

　　刺骨
，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拂耳
，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

　　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
，猛毅之君以福拂耳。

　　忍痛
，故扁鹊尽巧;拂耳
，则子胥不失。

　　寿安之术也。

　　病而不忍痛
，则失扁鹊之巧;危而不拂耳
，则失圣人之意。

　　如此
，长利不远垂
，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尧而责人臣以子胥
，是幸殷人之尽如比干;尽如此干
，则上不失
，下不亡。

　　不权其力而有田成
，而幸其身尽如比干
，故国不得一安。

　　废尧、舜而立桀、纣
，则人不得乐所长而忧所短。

　　失所长
，则国家无功;守所短
，则民不乐生。

　　以无功御不乐生
，不可行于齐民。

　　如此
，则上无以使下
，下无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
，不在于强弱。

　　存亡在虚实
，不在于众寡。

　　故齐万乘也
，而名实不称
，上空虚于国
，内不充满于名实
，故臣得夺主。

　　杀
，天子也
，而无是非;赏于无功
，使谗谀以诈伪为贵;诛于无罪
，使伛以天性剖背。

　　以诈伪为是
，天性为非
，小得胜大。

　　明主坚内
，故不外失。

　　失之近而不亡于远者无有。

　　故周之夺殷也
，拾遗于庭
，使殷不遗于朝
，则周不敢望秋毫于境。

　　而况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
，其法忠心
，故临之而法
，去之而思。

　　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
，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

　　能立道于往古而重德于万世者之谓明主。

　　安危 翻译

　　使国家安定的方法有七种
，使国家危乱的途径有六种。

　　安定的方法：一是赏罚根据是非;二是福祸根据善恶;三是生死根据法律;四是人贤和不贤是实际存在的
，但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进行判断;五是愚和智是客观存在的
，但不能根据别人的诽谤或赞美来确定;六是衡量事物有客观标准而不凭主观猜想;七是守信用而不欺诈。

　　危乱的途径：一是砍削木材偏到准线以内
，即循私枉法;二是任意裁决
，不依据法令;三是用别人的祸害谋划;四是用别人的灾祸取乐;五是危害别人的平安生活;六是喜欢的人不亲近
，厌恶的人不疏远。

　　如果这样
，人们就失去了乐于生存的前提
，失去了害怕死亡的条件。

　　人们不乐于生存
，君主就受不到尊重;不害怕死亡
，法令就不能实行。

　　假使天下人都能在法令范围内充分发挥智慧和才能
，在法令范围内竭尽力量
，用来打仗就能取胜
，用来治国就能安定。

　　太平社会使人乐于生存去干好事
，爱惜身体不做坏事
，小人少而君子多。

　　所以江山长存
，国家久安。

　　在狂跑的车子上不会产生孔子那样的智者
，在倒扣的船只下不会产生伯夷那样的廉者。

　　所以法令就是国家的船和车
，平安时智慧和清廉的人才能出现
，危乱时争夺和贪鄙的人就会蜂起。

　　所以给国家带来安定的法律
，像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一样
，是不用命令而自然需要的。

　　先王把法令书写在竹帛上
，它的道理顺应了客观规律
，所以后人都能信服。

　　如果让人们去掉饥寒时吃饭穿衣的自然需要
，即使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做不到;违背客观规律
，即使沿用先王之道也行不通。

　　强制人们去做勇士也做不到的事
，君主就得不到安宁。

　　君主以永不满足的贪欲去搜括已被搜括尽的民众
，民众就会回答说再也没有了;民众一无所有
，就会轻视法令。

　　法令是用来治国的
，一旦被轻视了
，君主的功业就不能建立
，名声就不能获得。

　　听说古代名医扁鹊疗治疾病时
，插入刺骨的刀子;圣人挽救危国时
，进献逆耳的忠言。

　　刀子刺骨
，所以身上一时疼痛
，自己却能得到长远好处;忠言逆耳
，所以心里暂且难受
，国家却能得到长远利益。

　　因些
，危重病人从疼痛中得到好处
，勇猛刚毅的君主为得福不怕进言的逆耳。

　　病人忍住疼痛
，所以扁鹊能竭尽技巧;君主不怕进言的逆耳
，就不会失去伍子胥那样的忠臣;这是长治久安的方法。

　　生病了却不能忍住疼痛
，扁鹊的技巧就无法施展;危险了却害怕进言的逆耳
，圣人的忠心就无法进献。

　　这样一来
，长远利益就不能传留后世
，功名就不能永久建立。

　　君主不要求自己像尧
，却要求臣下都像伍子胥
，这好比巴望殷人都像忠直的比干那样
，都像比干那样
，君主自然就不会有什么过失
，臣下自然不会背弃君主。

　　君主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
，下面又有田成子那样图谋篡权的臣子
，还要巴望他们都像比干
，所以国家得不到一点安宁。

　　假如圣君被废
，暴君得立
，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发挥长处
，却要时常为短处所忧虑。

　　失掉了长处
，国家就建不起功业;拘束在短处里
，民众就不再乐于生存。

　　用没有功业的国君驾驭不乐于生存的民众
，这在全国百姓中是行不通的。

　　像这样的话
，君主就无法役使臣下
，臣下就无法侍奉君主。

　　国家的安危在于君主能否分清是非
，而不在于强弱。

　　国家的存亡在于君主是徒有虚名还是握有实权
，而不在于臣属的多少。

　　所以
，齐国是大国
，但由于名不符实
，君主在国内被架空了
，名位和实权都已旁落
，所以臣下得以篡夺君位。

　　桀是天子
，但没有是非观念;对无功的人给予奖赏
，使阿谀奉承的人凭着欺诈手段得以尊贵起来;对无辜的人横加刑戮
，使驼背的人因为先天不足而被剖背。

　　把欺诈当成正确的
，把大生缺陷当成错误的
，所以小商得以战胜大夏。

　　明君巩固内部政权
，所以不会被别国所灭亡。

　　如果国家内部治理得不好
，却又不被别国所灭亡的
，从来不曾有过。

　　所以周朝夺取殷朝的政权
，就像在庭院内捡到别人的东西一样容易。

　　假使殷不在朝廷上丢失了什么
，那么周人连殷境内的一根毫毛也不敢觊觎
，何况敢于改变君位呢?

　　明君的治国原则是适合法制的
，这种法制适合民心。

　　所以
，贯彻法制
，国家就能治理好;脱离法制
，民众就会思念。

　　尧和当时的国民并没有订立牢靠的盟约
，但治国原则能够行得通;舜没有立锥之地留给后代
，却结下了恩德。

　　能够把古代尧舜作为榜样来确定治国原则
，并把恩德永久留传给后代的君主
，就叫做英明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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