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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末期的韩非就是韩非子吗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什么的集大成者

来源:达达搜探索 时间:2022-09-28 14:10 阅读

  战国末期著作韩非子:用人,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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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末期著作韩非子:用人

战国末期著作韩非子:用人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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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

  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

  如此,则白黑分矣。

  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

  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

  故内无伏怨之乱,外无马服之患。

  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讼;使士不兼官,故技长;使人不同功,故莫争。

  争讼止,技长立,则强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伤,治之至也。

  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

  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

  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

  故贤者劝赏而不见子胥之祸,不肖者少罪而不见伛剖背,肓者处平而不遇深谷,愚者守静而不陷险危。

  如此,则上下之恩结矣。

  古之人曰:其心难知,喜怒难中也。

  故以表示目,以鼓语耳,以法教心。

  君人者释三易之数而行一难知之心,如此,则怒积于上而怨积于下。

  以积怒而御积怨,则两危矣。

  明主之表易见,故约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为,故令行。

  三者立而上无私心,则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动,随绳而断,因攒而缝。

  如此,则上无私威之毒,而下无愚拙之诛。

  故上居明而少怒,下尽忠而少罪。

  闻之曰:举事无患者,尧不得也。

  而世未尝无事也。

  君人者不轻爵禄,不易富贵,不可与救危国。

  故明主厉廉耻,招仁义。

  昔者介子推无爵禄而义随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结其德,书图著其名。

  人主乐乎使人以公尽力,而苦乎以私夺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职,而苦乎以一负二。

  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乐。

  上下之利,莫长于此。

  不察私门之内,轻虑重事,厚诛薄罪,久怨细过,长侮偷快,数以德追祸,是断手而续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难为而罪不及,则私怨生;人臣失所长而奉难给,则伏怨结。

  劳苦不抚循,忧悲不哀怜,喜则誉小人,贤不肖俱赏,怒则毁君子,使伯夷与盗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内憎其民而外爱鲁人,而燕不用而鲁不附。

  民见憎,不能尽力而务功;鲁见说,而不能离死命而亲他主。

  如此,则人臣为隙穴,而人主独立。

  以隙穴之臣而事独立之主,此之谓危殆。

  释仪的而妄发,虽中小不巧;释法制而妄怒,虽杀戮而奸人不恐。

  罪生甲,祸归乙,伏怨乃结。

  故至治之国,有赏罚而无喜怒。

  故圣人极有刑法,而死无螫毒,故奸人服。

  发矢中的,赏罚当符,故尧复生,羿复立。

  如此,则上无殷、夏之患,下无比干之祸,君高枕而臣乐业,道蔽天地,德极万世矣。

  夫人主不寒隙穴而劳力于赭垩,暴雨疾风必坏。

  不去眉睫之祸而慕贲、育之死,不谨萧墙之患而固金城于远境,不用近贤之课而外结万乘之交于千里,飘风一旦起,则贲、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祸莫大于此。

  当今之世,为人主忠计者,必无使燕王说鲁人,无使近世慕贤于古,无思越人以救中国溺者。

  如此,则上下亲,内功立,外名成。

  用人 翻译

  听说古代善于用人的君主,必定会遵循天道顺应人情并且赏罚分明。

  遵循天道,就能够少用气力而建立功业;顺应人情,就能够少用刑罚而推行法令;赏罚分明,伯夷、盗跖就不会混淆。

  这样一来,黑白就分明了。

  太平国家的臣子,为国立功来履行职守,为公尽能来接受职务,依法尽力来担任职事。

  做臣子的都能发挥他们的才能,胜任他们的官职,完成他们的任务,而不需要把余力保存在心里,不需要对君主承担兼职的责任。

  所以在国内没有心怀怨恨的祸乱,在国外没有像赵括那样轻敌冒进的祸患。

  明君使职事不相干挠,所以不会发生争吵;使臣下不兼任官职,所以各自都有擅长的技能;使人们不为同一件事情而立功,所以不会发生争斗。

  争吵平息了,擅长的技能表现出来了,强弱之间就不会争胜,如同冰炭不在同一个器皿中一样,天下所有的人不得相互伤害,这是治世的最高境界。

  放弃法术而凭主观办事,就是尧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要规矩而胡乱猜测,就是奚仲也不能做好一个轮子;废弃尺寸而比较长短,就是王尔也不能做到半数符合标准。

  假如中等才能的君主遵循法术。

  笨拙的匠人掌握规矩尺寸,就会万无一失了。

  做君主的能去掉贤人、巧匠也办不成事情的做法,奉行中主、拙匠都万无一失的做法,人们就会竭尽全力,功名也会建立起来。

  明君设立可以得到的赏赐,设立可以避免的刑罚。

  所以贤者奋力立功得赏而没有伍子胥那样的灾祸,不贤者少犯罪而不会遭到驼背被剖那样的冤枉刑罚,盲人处在平地而不会遇到深渊,蠢人过着安静的生活而不会陷入险境。

  这样的话,君臣之间的恩情就结下了。

  古人说:人心难以捉摸,喜怒难以猜中。

  所以要用华表给眼睛当座标,用鼓声给耳朵传信息,用法制给人心作规范。

  做君主的放弃这三种容易的方法而用一种难以摸透的思想行事,这样办事,君主就会积怒,臣下就会积怨。

  用积怒的君主来驾驭积怨的臣下,君臣就都危险了。

  明君的标准容易看到,信约就能确立;他的教导容易懂得,说话就起作用;他的法制容易遵守,命令就会得到执行。

  这三方面都做到了,君主又没有私心,臣下就可以遵循法令而治理政事,如同看着标志来行动,随着墨线来下斧,根据锥孔来上针一样。

  这样一来,君主就没有滥施淫威的残酷,臣下也没有愚蠢笨拙的过失。

  所以君主明察而少怒,臣下尽忠而少罪。

  听别人说:办事不出差错,就是尧也做不到。

  而社会从没有平安无事的时候,做君主的不肯放手赏给臣下爵禄和富贵,就不能解救危亡的国家。

  所以明君鼓励廉耻之心,提倡仁义之举。

  过去介子推没有爵禄,凭着义追随晋文公出亡;途中饥饿难忍,又凭着仁割下身上的肉给晋文公吃,所以君主铭记他的德行,书上著录他的名字。

  君主乐于使臣下为公尽力,而苦于他们为私夺权;臣子安于量才录用,而苦于身兼二职。

  所以明君除去君臣苦恼的事,设立君臣快乐的事。

  君臣的利益,没有比这更深远的了。

  不考察大臣私下的活动,轻率地考虑重大的事情,过重地处罚犯轻罪的人,长期怨恨臣下的小错,经常侮弄臣下来取得一时的愉快,频繁地用恩惠来补偿给人造成的灾难,这就像砍断手臂而接上玉一样,所以天下有君位被篡的祸患。

  君主树立难以达到的标准,而去怪罪臣下没有达到,臣下就会产生私怨;臣下丢掉特长而去从事难以胜任的事情,心头就会积下怨恨。

  君主对臣子的劳苦不抚慰,忧伤不同情;高兴时连小人都称誉,对贤和不贤的人一律赏赐;发怒时连君子也诋毁,使伯夷和盗跖同遭侮辱;所以臣子中就有背叛君主的人。

  假如燕王对内憎恨本国民众,对外喜爱鲁国人,那么燕人就不为他所用,鲁人也不会依附他。

  燕人被憎恨,就不能尽力来求得功劳;鲁人被喜爱,但不能冒死罪去亲近别国君主。

  如果这样,臣子就成了缝隙一样的隐患,君主就会陷于孤立。

  用成了隐患的臣子去侍奉孤立的君主,这就叫危险。

  放弃靶子而胡乱发射,即使射中很小的东西也不算技艺高超;放弃法制而乱发脾气,即使大肆杀伐,好人也不会害怕。

  甲犯了罪,祸归于乙,怨恨就产生了。

  所以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实行赏罚,但不凭个人喜怒,所以圣人能达到治国的极致;建立刑法,但不逞私威杀人,所以奸人服罪。

  射箭中靶,赏罚得当,所以尧可复生,羿能再世。

  这样一来,君主就没有殷、夏亡国的祸患,臣下就没有比干剖心的灾难,君主高枕无忧,臣下乐于尽职,法术普遍地实行于夫下,恩德流传千秋万代。

  君主不堵塞缝隙而致于粉饰外表,遇到暴风骤雨就一定会坏事。

  不消除眼前祸患,却幻想孟贲、夏育为自己效死,不谨防内部祸患,却在边远地带加固城墙,不采用国内贤士的谋略,却去结交千里之外的大国,突然变故一旦发生,孟贲、夏育来不及解救,而结交的大国来不及赶到,灾祸再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在当今社会中,替君主忠心献计的人,一定不要使自己的君主学燕王爱鲁人,不要使当代君主去仰慕古代的贤人,不要去指望善于泅水的越国人来救中原的溺水者。

  这样一来,君臣就能亲密无间,在国内建立功业,在国外成就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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