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著作韩非子:忠孝,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于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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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末期著作韩非子:忠孝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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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
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于父。
尧、舜、汤、武或反群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
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
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
今尧自以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为贤而不能以戴尧;汤、武自以为义而弑其君长,此明君且常与而贤臣且常取也。
故至今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国者矣。
父而让子,君而让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
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
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
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
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
此皆贤且智也,岂愚且不肖乎?是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
故曰:上法而不上贤。
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焉。
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
'臣曰:孔子本未知教悌忠顺之道也。
然则有道者,进不为臣主,退不为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贤子者,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君之所以欲有贤臣者,国乱则治之,主卑则尊之。
今有贤子而不为父,则父之处家也苦;有贤臣而不为君,则君之处位也危。
然则父有贤子,君有贤臣,适足以为害耳,岂得利焉哉?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
今舜以贤取君之国,而汤、武以义放弑其君,此皆以贤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贤之。
古之烈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是进则非其君,退则非其亲者也。
且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乱世绝嗣之道也。
是故贤尧、舜、汤、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乱术也。
瞽瞍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杀之。
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
仁义无有,不可谓明。
《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信若《诗》之言也,是舜出则臣其君,入则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
故烈士内不为家,乱世绝嗣;而外矫于君,朽骨烂肉,施于土地,流于川谷,不避蹈水火。
使天下从而效之,是天下遍死而愿夭也。
此皆释世而不治是也。
世之所为烈士者,虽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
臣以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
言出于无法,数出于无用者,天下谓之察。
臣以为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论忠信法术,言论忠信法术不可以恍惚。
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
孝子之事父也,非竞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竞取君之国也。
夫为人子而常誉他人之亲曰:某子之亲,夜寝早起,强力生财以养子孙臣妾。
是诽谤其亲者也。
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德厚而愿之,诽谤其君者也。
非其亲者知谓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此贤之,此所以乱也。
故人臣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
古者黔首悗密春惷愚,故可以虚名取也。
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
上必且劝之以赏,然后可进;又且畏之以罚,然后不敢退。
而世皆曰:许由让天下,赏不足以劝;盗跖犯刑赴难,罚不足以禁。
臣曰:未有天下而无以天下为者,许由是也;已有天下而无以天下为者,尧、舜是也。
毁廉求财,犯刑趋利,忘身之死者,盗跖是也。
此二者,殆物也。
治国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为量。
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
殆物妙言,治之害也。
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赏劝也;天下太下之士,不可以刑禁也。
然为太上士不设赏,为太下士不设刑,则治国用民之道失矣。
故世人多不言国法而言从横。
诸侯言从者曰:从成必霸;而言横者曰:横成必王。
山东之言从横未尝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虚言非所以成治也。
王者独行谓之王,是以三王不务离合而正,五霸不待从横而察,治内以裁外而已矣。
忠孝 翻译
天下的人都认为孝悌忠顺之道是正确的,却没有什么人知道进一步对孝悌忠顺之道加以认真考察,然后再去慎重实行,因此天下混乱。
都认为尧舜之道正确而加以效法,因此才发生杀死君主、背叛父亲的事情。
尧、舜、汤、武或许正是违反君臣之间道义、扰乱后世教令的人物。
尧本来是君主,却把自己的臣子推尊为君主;舜本来是臣子,却把自己的君主贬为臣子;商汤、周武作为臣子却杀死自己的君主,还宰割了君主的尸体。
对此,天下的,人却都加以称赞,这就是天下至今不能得到治理的原因所在。
所谓明君,应该是能够控制臣子的人;所谓贤臣,应该是能够彰明法律、治好官务来拥戴君主的人。
现在情形则是,尧自以为明智,却不能对舜加以控制;舜自以为贤能,却不能对尧尽心拥戴;商汤、周武自以为仗义,却杀了自己的君主。
这就是自称为明君的却常常失位,而自称为贤臣的却常常篡权的情形。
所以直到现在还有做儿子的夺取父亲家业、做臣子的夺取君主权力的事情发生。
照此看来,父亲把家业让给儿子,君主把王位让给臣下,绝不是什么确定名位统一教令的正确途径。
我听说:臣子服事君主,儿子服事父亲,妻子服事丈夫,这三种秩序理顺以后,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如果违背了这三种秩序,天下就会混乱。
这是天下的正常法则,就是明君、贤臣也不能变更。
既然这样,那么即使君主不够贤明,臣子也不敢侵犯。
现在尊尚贤人、任用智者没有一定之规,是悖逆之道,一般人却总认为治国之道。
正因如此,在齐国田氏得以夺取吕氏政权,在宋国戴氏得以夺取子氏政权。
这些人都是有才能又有智慧的人,哪里是既愚蠢又不贤的人呢?由此看来,废弃常道去尊尚贤人就会发生混乱,舍弃法制而任用智者就会产生危险。
所以说:要尊尚法制而不能尊尚贤人。
古代记载说,舜面对父亲瞽瞍的朝见,表现出局促不安的样子。
孔子说:在那种时候,真危险啊,天下危险之极!对于道德高尚的人来说,父亲的确不能再把舜当儿子看待,而君主诚然不该再把瞽瞍当臣子看待。
我认为,孔子本就不懂什么孝悌忠顺之道。
照他的说法来看,难道道德高尚的人,在朝廷就不能做君主的臣子,到家来就不能做父亲的儿子吗?做父亲的之所以希望有贤惠的儿子,是因为家人贫穷时他能使家人富足,父亲痛苦时他能使父亲高兴。
做君主的之所以希望有贤能的臣下,是因为国家混乱时他能够加以治理,君主卑下时他能够加以尊祟。
如有了贤子却不管父亲,那么父亲居家够痛苦的;现在情形是:有了贤臣却不管君主,那么君主权位也够危险的。
既然如此,那么父亲有贤子、君主有贤臣倒恰好成为祸害罢了,哪里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所谓忠臣,应该不使君主处于危境;所谓孝子,应该不对亲人进行反叛。
现在情形是,舜靠着贤能夺取了君主的国家,而商汤、周武靠着道义放逐、杀害了他们各自的君主;他们都是因为贤能而危害君主的人,天下却进而赋予他们以贤能的名声。
古代刚烈的人士,进不臣服君主,退不治家养亲;他们也就是进则反对君主、退则反对亲长的人。
进一层说,进不向君主称臣,退又不治家养亲,就是扰乱社会、断子绝孙的行径。
因此,既要称颂尧、舜、汤、武贤能,又要肯定刚烈的人士,就成了扰乱天下的手段。
瞽瞍是舜的父亲,却被舜流放了;象是舜的弟弟,却被舜杀死了。
舜流放父亲、杀害弟弟,不能称为仁;把君主的两个女儿娶来做妻子,从而取得天下,不能称为义;仁、义全然没有,不能称为明智。
《诗经》上说:普天之下的土地没有不是君主的,四海之内的人们没有不是君主臣民的。
假使真像《诗经》上说的那样,舜倒会上朝把君主当臣子,回家把父亲当臣下,把母亲当奴婢,把君主的两个女儿娶做妻子:所以,刚烈人士的行为是:对内不为家庭着想,扰乱社会,断绝后代;在外跟君主作对,即使尸骨腐烂,散在野地,流入河谷,也不怕赴场蹈火。
如果让天下的人都仿效他们,这就会造成天下到处出现死人的事,而大家都不怕早死。
他们都是置社会于不顾而不想把它治理好的人。
社会上称道的烈士是这样的人,他们脱离众人,自行其是;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提倡清心寡欲的学说,研究飘忽不定的言辞。
我认为,清心寡欲是毫无用处的说教,飘忽不定是无视法制的谬论。
对于这种无视法治的谬论和毫无用处的说教,天下的人却认为是明察。
我认为,人生在世一定要事君养亲,而要事君养亲就不能是清心寡欲;治理民众一定要提倡忠诚、守法的言论,要提倡忠诚、守法的言论,就不能是飘忽不定。
飘忽不定的言辞,清心寡欲的学说,都是天下的骗术。
孝子侍奉父亲,不是为了争夺父亲的事业;忠臣侍奉君主,不是为了篡夺君主的国家。
如果做儿子的常常称赞别人的父亲,说什么:某人的父亲,起早睡晚,努力发财致富用来养活子孙奴婢。
这就等于是在诽谤自己的父亲了。
做臣子的常常称颂先王德厚,并表示倾慕,这就等于是在诽谤自己的君主了。
做儿子的非议父亲,人们懂得把他叫做不孝;而做臣子的非议君主,天下人却都去称赞,这就是天下混乱的根源。
所以,做臣子的不称颂尧舜的贤德,不赞美商汤周武的功劳,不谈论刚烈人士的清高,而努力维护法令,专心一意地侍奉君主,才是真正的忠臣。
古代的民众勤勉而愚蠢,因此可以用虚名来骗取。
现在的民众奸诈而聪颖,总想自己有所作为,不肯听从君主命令。
君主一定要用赏赐的办法加以劝勉,然后才能使他们进取;同时又要用刑罚的办法加以恫吓,然后才能使他们不敢后退。
而世上的人却都说:许由把统治天下的权力都推掉了,说明赏赐不足以勉励;盗跃触犯刑律而奔赴危难,说明惩罚不足以禁止。
我认为:没有天下而不把天下当作一回事的,许由就属于这号人;已有天下而不把天下当作一回事的,尧舜就属于这号人。
败坏廉洁去谋求财富,触犯刑律去追求私利,不顾个人死活的,盗跖就属于这号人。
这些都是危险的行为。
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方式是不能把这些作为标准的。
统治措施是针对一般情况的,政治方式是指导正常行为的;危险的行为和微妙的言论,都是治理社会的大害。
天下那些极端廉直的人士,是不可以用赏赐来劝勉的;天下那些极端凶恶的人,是不可以用刑罚来禁止的。
但是,如果因为有极端廉直的人存在就不设立奖赏,因为有极端凶恶的人存在就不设立刑罚,那也就把治理国家和使用民众的准则丢掉了。
因而社会上许多人不谈国法而谈纵横。
那些讲合纵的国家说:只要合纵成功,就一定可以称霸。
而讲连横的国家却说:只要连横成功,就一定可以称王。
山东六国大谈纵横不曾有一天停下来过,然而并没有成就功名和称王称霸;因为凭着空话是不能达到大治的。
当君王的能独断专行才称得上王,所以夏、商、周三代开国君王不致力于纵横捭阖的方略就能匡正天下,春秋五霸不搞纵横捭阖的方略就能明察天下,他们不过是在治理好内政的基础上来自如地制定对外政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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