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伶官传序该怎样鉴赏,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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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史伶官传序该怎样鉴赏
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 〔宋代〕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
此三者,吾遗恨也。
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
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
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译文
唉!盛衰的道理,虽说是天命决定的,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推究庄宗取得天下的原因,与他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把三支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王朱温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
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
交给你三支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
庄宗受箭收藏在祖庙。
以后庄宗出兵打仗,便派手下的随从官员,用猪羊去祭告祖先,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用漂亮的锦囊装着,背着它走在前面,等到凯旋时再把箭藏入祖庙。
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走进祖庙,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他那神情气概,是多么威风!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安定,一人在夜里发难,作乱的人四面响应,他慌慌张张的出兵向东逃跑,还没见到乱贼,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君臣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哪里去好;到了割下头发来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的可怜地步,怎么那样的衰败差劲呢!难道说是因为取得天下难,而失去天下容易才像这样的吗?还是认真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都是由于人事呢?《尚书》上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得到益处。
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
因此,当他兴盛时,普天下的豪杰,没有谁能和他相争;到他衰败时,数十个乐官就把他困住,最后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
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极小的错误积累而酿成的,纵使是聪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也多半沉溺于某种爱好之中,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难道只有乐工(是所溺的成分)吗?于是作《伶官传》。
赏析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
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
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
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
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
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
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
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
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
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
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
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
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
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
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
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
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
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
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
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
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
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
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
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
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
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创作背景
欧阳修进入政界后,正是北宋王朝开始由盛到衰的时期,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政治上的一些弊端越来越严重,社会危机越来越令人不安。
到了仁宗庆历初年,以王伦、李海等为首的人民暴动接踵而起,西夏又侵扰西北边境,屡败宋军。
欧阳修、范仲淹等人针对当时的敝政,力图实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当权派的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忧心忡忡,很担心五代惨痛历史即将重演。
而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 《旧五代史》 又 繁猥失实,无助于劝善惩恶。
于是自己动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 《新五代史》。
欧阳修关心国计民生,忧国忧民,倡导革新他崇尚儒家的尚实致用思想,关心时事,积极入世,坚决反对佛教思想,极力抨击佛教的危害。
他有胆有识,奋发上进,为国家和民族想有所作为。
欧阳修反对屈辱苟安,不修武备,力主加强战备,改革时政。
面对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机,欧阳修作此序是为了希望宋朝统治者以史为鉴,告诫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励精图治,不应满足表面的虚荣,以期引起统治者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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