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论原文译文以及鉴赏,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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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奸论原文译文以及鉴赏
辨奸论
苏洵 〔宋代〕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
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
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
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
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
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
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
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
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
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
此人之至情也。
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
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
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
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
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
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
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译文
事情的发展必定会有一定的结局,道理有它原本就该如此的规律。
天下只有表现冷静的人,才能从细微之处预见到日后将会发生的显著变化。
月亮周围出现了晕圈预示着将要刮风,房屋的石柱返潮湿润预示着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
人事的发展变化,情理和形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空疏渺茫难以尽知,千变万化而无法预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即便是贤能的人对此也有所不解。
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喜爱和憎恨扰乱了他们的内心,利害关系又影响了他们的行动啊!
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说:将来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会被他杀得一个不留!现在分析一下他们所说的话。
其中的道理是可以料想到的。
依我看来,王衍之为人,从容貌和谈吐上,确实具备了欺世盗名的条件。
但是他不妒忌别人,不贪图钱财,只是随大流。
如果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昏君,当政者即使只是一个中等的君主,就算是有成百上千个王衍这样的人,又怎能扰乱天下呢?卢杞那样的奸诈,确实足以败坏国家。
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蒙蔽社会,如果不是遇到德宗这样的鄙陋昏庸的君主,又怎能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所作的预言,也未必完全如此啊!
现在有人嘴里背诵着孔子、老子的话,亲身实践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和不得志的士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以为自己是颜渊、孟轲再世,然而他们为人阴险狠毒,和一般人的志趣不同。
这是把王衍和卢杞合成一个人了。
他在社会上酿造的祸害还能说得完吗?脸面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这本是人之常情。
现在他却不是这样,身穿奴仆的衣服,吃猪狗的食物,头发蓬乱得像囚犯,表情哭丧着像家里有人去世,却在那里大谈《诗》《书》,这难道说是人的真实的心情吗?凡是办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之辈,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
此人借助当世享有盛名之力,来促成他尚未形成气候的祸患。
虽然有励精图治的君主,敬重贤才的宰相,也还是会选拔并重用他的。
这样,他将成为天下的祸患,是必定无疑的了,这就不只是王、卢二人所能比拟的。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没有显赫的功勋。
如果这个人没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有些过头了,而此人就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
谁又能知道祸患会达到上述这种地步呢?不然的话,天下将要蒙受他的祸害,而我也会获取卓有远见的名声,那就太可悲了!
鉴赏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
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
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
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
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
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
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
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
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
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创作背景
1069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
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署名为已死去的苏洵,借以显示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著,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
《辨奸论》是否是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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