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术该怎样鉴赏，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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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术该怎样鉴赏
心术
苏洵 〔宋代〕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
非一动之为利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
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
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
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
怒不尽则有馀勇，欲不尽则有馀贪。
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
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
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
邓艾缒兵于蜀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
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
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
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
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
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
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
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
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
尺箠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
知此者，可以将矣。
袒裼而案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
故善用兵者以形固。
夫能以形固，则力有馀矣。
译文
作为将领的原则，应当首先修养心性。
必须做到泰山在眼前崩塌而面不改色，麋鹿在身边奔突而不眨眼睛，然后才能够控制利害因素，才可以对付敌人。
军事崇尚正义。
如果不合乎正义，即使有利可图也不要行动。
并非一动就有危害，而是因为后来将有不能应付的事情发生。
只有正义能够激愤士气，用正义激愤士气，就可以投入一切战斗。
作战的措施大致是：当战争尚未发生的时候，要积蓄财力;当战争即将发生的时候，要培养战斗力;当战争已经打起来的时候，要培养士气;当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就要修养心性。
小心谨慎地设置报警的烽火，严格认真地在边境巡逻放哨，使农民无所顾忌，安心耕种，这就是积蓄财力的做法。
用丰盛的酒食等物慰劳战士，让他们悠闲自在，养精蓄锐，这就是培养战斗力的做法。
取得小的胜利，要使战士感到更加紧迫;受到小的挫折，要让战士得到更大的激励，这就是培养士气的做法。
使用战士要注意不让他们完全实现自己的欲望，这就是修养心性的做法。
所以战士们常常积蓄着怒气，心中怀有欲望却不能完全实现。
怒气没有消除干净就有余勇可贾，欲望没有完全实现就将继续追求，所以即使吞并了天下，战士也不厌恶打仗。
这就是黄帝的军队经历了七十次战斗也不懈怠的原因。
如果不修养心性，战士们打了一次胜仗后就不能继续作战了。
将领要聪明而严厉，战士要愚昧。
聪明就不可预测，严厉就不可冒犯，所以战士们都把自身完全交付出来听从命令，怎么能不愚昧呢?惟其战士愚昧，然后才能跟他们一道舍生忘死。
大凡出动军队，要了解敌方的君主，了解敌方的将领，然后才能够在危险的地方出兵。
魏将邓艾率兵伐蜀汉，从阴平小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用绳子拴着士兵从山上坠下深谷，如果不是蜀汉后主刘禅昏庸无能，那么百万大军也可以坐而捆绑擒获。
邓艾本来就对刘禅轻慢，所以才出兵于危险之地。
因此，古代的良将，能用大军去试探敌人的强弱、虚实，同时也用敌人的反应来衡量自己，这样就可以决定行动方针了。
作为主将的原则是：明白道理然后可以出兵，了解形势然后可以增兵，懂得节制然后可以用兵。
明白道理就不会屈服，了解形势就不会丧气，懂得节制就不会困窘。
见了小利益不轻举妄动，遇上小祸难不回避。
小利益、小祸难不值得辱没我的本领，然后才能够应付大利益、大祸难。
只有善于蓄养本领又爱惜自己军队的人，才无敌于天下。
所以一忍可以抵御百勇，一静可以控制百动。
军队自有长处和短处，无论敌我都如此。
请问：我方的长处，我拿出来运用，敌人却不与我较量;我方的短处，我隐蔽起来，敌人却竭力与我对抗，怎么办呢?回答道：我方的短处，我故意显露出来，使敌人心生疑虑而退却;我方的长处，我暗中隐蔽起来，使敌人轻慢而陷人圈套。
这就是灵活运用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方法。
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要使战士们没有什么顾忌但有所依靠。
战士们没有什么顾忌，就知道牺牲了也不值得可惜;有所依靠，就知道不至于一定失败。
手握一尺长的鞭子，面对着猛虎，敢于奋力呐喊而挥鞭打击;空着手遇上了蜥蜴，也会吓得面容变色连连后退，这是人之常情。
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带兵了。
假如赤身露臂但手握着剑，那大力士乌获也不敢逼近;要是头戴着盔，身穿铠甲，靠着武器而睡觉，那小童也敢弯弓射杀了。
所以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利用各种条件来巩固自己;能够利用各种条件来巩固自己，那就威力无穷了。
赏析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
《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
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
治心，就是心理修养。
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而不乱。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
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
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
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
尚义之说，自占而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
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
依义而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
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
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
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而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而供给贫乏，用人赏数而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
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
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
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
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而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而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
反之，不养其心，一战而胜。
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
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
临战之将应智而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
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
战时用兵，在于五知。
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
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而出奇制胜。
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
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
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
知理而不屈，知势而不沮，知节而不穷。
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
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心理品质。
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
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
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而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
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
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
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
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
如果以为有所恃而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
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
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而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创作背景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
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
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
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
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
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
北宋政府实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贵族占有大量土地，社会矛盾尖锐。
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
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和西夏上贡大量银两以及商品。
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
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宋四周环伺，政策上求和，积贫积弱，他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古今兵法私战例，《权书》十篇就是他这时期系统研究战略战术间题的军事专著，这篇文章是其中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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