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上位后是怎么选拔人才的,在非常情况下,前者可力挽狂澜于既倒,收到起死回生之效;而后者就可能使兴旺发达的江山每况愈下,或者因其昏庸而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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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上位后是怎么选拔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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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帝王自身的勤勉辛劳及其精明强干,比起不理朝政而沉湎游乐的昏庸之主来,应该说对天下的治理,其结果判然有别。
在非常情况下,前者可力挽狂澜于既倒,收到起死回生之效;而后者就可能使兴旺发达的江山每况愈下,或者因其昏庸而毁于一旦。
此类历史事例,所在多有。
朱由检处于明代末世,且危机四伏,深知靠一人之力是难以将不凡的构想变为现实的,必须调动百官大臣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对百官的选拔和任用。
既处非常时期,选拔和任用官吏也就不能采取常规,而应是重视在非常时期能救时济世的实际才干,不必十分注重操守。
为此,他与廷臣有过争论,可以透露其不拘资格的用人之意。
当左都御史刘宗周指责朱由检处分未当,请求进贤才、开言路时,朱由检说: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国家败坏已极,当如何?宗周回答道:武备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选将必先择贤督、抚,择贤督、抚必先吏、兵二部得人。
宋臣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针砭也。
论者但论才望,不问操守;未有操守不谨,而遇事敢前,军士畏威者。
若徒以议论捷给,举动恢张,称曰才望,取爵位则有余,责事功则不足,何益成败哉。
朱由检说:济变之日,先才后守。
宗周说:前人败坏,皆由贪纵使然;故以济变言,愈宜先守后才。
朱由检说:大将别有才局,非独操守可望成功。
宗周说:他不具论,如范志完操守不谨,大将偏裨无不由贿进,所以三军解体。
由此观之,操守为主。
朱由检说:我知道了。
(《明史》卷255《刘宗周传》)为臣的守经重道,言之有理;为君的权宜变通,以济时艰。
君臣意见相左,终以为君的旨意施行。
据此,选拔任用官吏的原则为之一变:
第一,阁臣拣选,不专翰林。
所谓翰林,是对在翰林院任职官员的简称。
其主要职掌是从事制诰、史册、文翰之事,同时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
明朝初年,翰林院官员,诸色参用。
自天顺二年(1458),内阁首辅大学士李贤奏定翰林院纂修专用进士。
于是自此之后,不是进士出身的不得任官翰林院,不是翰林院的官员不得进入内阁。
通计有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翰林官占十分之九。
朱由检认为那些自幼入学,沉溺于举子之业,几经挫折而成进士,有幸授翰林院官,再被推荐入直文渊阁的学士、大学士,虽有文学之才,但多不熟悉政务,脱离实际,又与吏事相隔膜。
坐而论道则犹可,因时应变以济时艰却很难。
周道登、郑以伟的表现,进一步证明了朱由检的判断。
这也是发生在崇祯朝的颇为典型的事例:一天,朱由检到经筵听讲经史,问阁臣:‘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释?周道登回答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
朱由检听到如此回答,心中不悦。
又问阁臣: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周道登竟回答说: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鄙浅的奏对,不仅朱由检很不高兴,左右人等也禁不住偷偷地笑了起来。
另一位修洁自好、读书过目不忘的郑以伟,文章奥博,而不善于票拟,曾叹息说:我富于万卷,而常常被数行票拟难倒,以至于被年轻后辈瞧不起。
就是这样一位书呆子,看到奏疏中有何况二字,以为是人名,在票拟写道:何况着按、抚提问。
朱由检予以驳改,才恍然醒悟。
因此,朱由检便对翰林院、内阁的组成,参用其他职官。
如将治行著卓的知县、推官予以升迁,分别任翰林院编修、检讨。
翰林院官员的来源,不再是缺乏实践经验的进士。
封建史家盛赞朱由检的这一变更,是非常之制的创举。
另外,阁臣拣选,不专翰林,而是注重才能。
八年(1635)六月,增置内阁阁臣,朱由检来到午门,召廷臣数十人,告谕道:廷臣才品,朕未遍知,今试票拟一疏。
阁臣、尚书立阶上,其余臣僚分班试阶下。
中官发给每人一份奏疏和二小柬,传谕将该疏票拟书于柬上,一稿一誊,九卿詹翰各拟进。
又命吏部登录其年貌履历,经过考试,便擢张至发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文震孟一同入直。
自世宗朝许瓒后,外僚入阁,张至发是崇祯朝的第一人。
后来,朱由检皆以此为拣选阁臣的原则。
可是吏部仍跳不出一一驳回再拟,仍坚持推举在籍堪任者。
最后推出吏部侍郎刘宇亮、礼部侍郎傅冠、户部尚书程国祥、兵部尚书杨嗣昌、工部右侍郎蔡国用、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薛国观,俱改礼部尚书;礼部右侍郎方逢年、大理寺少卿范复粹,并进礼部左侍郎,皆兼东阁大学士入直文渊阁。
朱由检的用意极为明确,欲阁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简一人:首辅刘宇亮由吏部,国祥以户(部),逢年以礼(部),嗣昌以兵(部),国用以工(部)。
刑部无人,复粹以大理代之。
朱由检从政务需要的实际出发,选用熟悉政务,且有专业特长的外僚入阁,对朝政的处理、效率的提高,无疑是有益的,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直接影响后代内阁成员的身份和结构的形成。
第二,破格用人。
明代选拔任用官吏,在其立国之初,朱元璋曾告谕吏部,选任官吏,毋拘资格。
选人有即授侍郎者,而监、司最多,进士、监生及荐举者,参错互用。
永乐、宣德以后,渐循资格。
至弘治、正德以后,更为严格,变为成例。
隆庆年间,大学士高拱对重进士,轻举人的现状颇为不满,虽乞请自授官以后,唯考核政绩,不问其出身。
但由于积重过深,难有根本性的改变。
朱由检为贯彻其务实的宗旨,面对积重难返的情势,仍在努力地改变着。
朱由检首先从科举应试入手。
崇祯三年(1630)御史王道纯疏陈破资格之说,言铨除、举劾、考选,甲、乙科重轻过于悬殊,应该适时变通,以便招揽更多的贤才志士。
朱由检立即命令施行。
而且亲自改动策问试题,其内容都是关于当时时局和社会矛盾最为棘手的问题。
又特设裕国安民科、奇谋异勇科,选择有实际才干的人才。
方逢年、倪元璐以时方需才,奏请武举殿试传胪,全如文科之例。
朱由检批准,赐王来聘等及第、出身有差。
自此,始有武举殿试。
注重实际才能,破格选拔官吏,这是朱由检的又一举措。
为此,他多次告谕吏部说:国家用人,惟求事理民安。
庸鄙之徒,不堪内外。
若拘资俸,其人得矣,如国事苍生何?又说:朝廷设官,分叙爵秩,优任才能。
近来人心日竞,铨政诡随。
如传升京堂,本酬劳奖贤。
今则科道、吏部司官视为固有,不论贤否,循例必浮。
至于监司、知府,官阶隆重,祖宗特选朝臣为之,何以今日轻鄙若此,背违旧制,竞习嚣风。
若不亟加挽正,滥觞日久,又将轻视京堂,希营卿贰矣。
今添注闰升,一概停止。
以后科道、吏部司官,果才品兼优者,准升监司,风力稍逊升知府。
若才品劳勋并懋及司道卓异,准予京堂。
永遵为令。
敢朦胧奏引,必置重典。
(《国榷》卷91)从中透露出朱由检不拘于资俸履历约束之意。
在实践中,朱由检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共二百六十三人。
号为庚辰特科。
因而,就整个明代来说,出现了如下局面:明世举于乡而仕至巡抚者,隆庆朝止海瑞,万历朝张守中、艾穆。
而至崇祯朝,朱由检破格求才,得九人:丘民仰、宋一鹤、何腾蛟、张亮以忠义著节;刘可训以武功闻名;刘应遇、孙元化、徐起元皆以勤劳致位;而陈新甲官至兵部尚书,官位最显。
第三,宗室子弟入学应试授官。
明初,朱元璋钦定《皇明祖训》,对宗室子弟管理极严,出城省墓之类,都得请示批准后,方可进行,以至于二王不得随便相见。
一个个藩王及其子孙,犹如一个个坐享宗禄的寄生虫。
时间一长,尤其是子女多者,皆困于一城,不得安生。
不仅给朝廷的经济带来极大困难,而且成为地方不安定因素。
至嘉靖、隆庆年间,就有郡王及有识之士为此上书进谏,建立宗学,给宗室子弟出路,节省禄米,未有结果。
万历初年,臣僚又提开宗室四民之业,自谋生路,引起神宗朱翊钧的重视,藩禁有所松动。
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下达诏书,令宗室将军、镇辅国中尉与生员一起应试。
还具体规定了进士出身的宗室子弟,除京职之外,可分别授予推官、知县等职。
此举不失为明代诸王分封制度的一大变革。
如果说万历年间,神宗皇帝接受郡王、大臣的建言,允许宗室子弟入应试授官,仅仅是为了崇德教、省禄米,着眼于减轻经济负担,缓和朝廷与宗室子孙的矛盾的话,那么,朱由检的同样举动,却更多的考虑是因情势所逼,亟须延揽人才。
崇祯四年(1631)朱统铈中进士,初选庶吉士。
吏部认为朱统铈为宗室子弟,不宜官禁近,请改为中书舍人。
朱统铈上书争辩,朱由检令仍授庶吉士。
后来,他下诏援《祖训》,郡王子孙堪任用者,得考验授职。
比之前朝来,明显地省略了许多手续,放宽了任用的范围。
同时也透露出在险恶的形势下,对宗室子孙寄予的厚望。
礼部大臣奉命拟议选任宗室子孙的条例,就是一个极好的明证。
崇祯九年(1636)二月二十五日,礼部大臣呈上议选宗才条例称:曰荐举。
先由五宗保结,长史据结详访,启亲王核勘,开才能实迹以闻。
曰考验。
部院疏列学行俱卓,博学多闻,精于心计,熟于刑名,娴于礼乐文章,兼通屯田水利,保障附循,一一叩其经纶,各分差等。
请临轩策问,或召对平台,然后因才授官。
曰换授。
《祖训》换授官职,明旨谓是否必拘原品,明品级之不必拘也。
在外府佐、州县正以及教职,在京则中行评博以及部曹,俱筮仕之秩,俟有成绩而递进焉。
今换授国属,请一循其序。
曰升转。
《祖训》升转如常选法。
曰举劾。
黜陟自应一体。
曰体统。
贤宗居藩邸则宗藩规仪,出而服官,体统一准官制。
曰解任。
宗室服官,第支官俸,及解任则原禄俱存。
据此,有辽王府后裔朱术珣,奉命入京,授户部主事,管理草场。
术珣以其宗室之尊,对这一官职很不满意,就上书说:我奉皇帝之命,亲承召对,得此一官。
不料,一出门外,便被户部尚书拿去买草。
不平之气,溢于言表。
由此可见朱由检的厚望,宗室子弟并不理解和接受。
虽然应试授官或推荐入仕,不乏其人,然而为时已晚,于事无补。
赵翼在其《二十二史札记》中说:向使早如唐制,宗室各有进身之路,则平时决无坐食廪禄之费。
一旦有事,或亦有如吴王、虢国之为国立功,未尝不可收藩维之助。
乃直至末造,始开入仕之途而已无及矣。
这番评论,不无婉惜之情,同时道出了朱由检,乃至其皇祖皇父时期,开宗室之禁,令其习四民之业,以及入学应试授官之举的本质和实际状况。
第四,朱由检还重申保举之制。
他告谕百官大臣:致治安民,全在抚道守令,抚道得人则守令自肃。
年来推升抚道,内地竞营,边缴规避。
或其老耄贪庸,又情面姑容,兼以守令不才,民生愈悴。
今后吏部务在详核,见在抚道不堪者,科道直纠,按祖宗朝保举成法可遵,着两京文只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举堪任知府一人,亡论科第贡监。
(在内)翰林科道,在外抚按、司道、知府,各举州县官一人,亡论贡监吏士。
过期不举者议处,失举连坐。
(《国榷》卷94)朱由检此谕,由于限制过死,难以保举到合适的人选。
例如,文职三品以上、五品以下保举知府;在内的翰林科道,在外的抚按、司道、知府保举州县官。
事实上保举官职,关键在于对被举者熟悉了解,且有才华。
若三品以上官所知之人当堪任州县,因明旨保举知府,而弃之不举;科道抚按所知之人当堪任知府,因明旨保举州县,亦弃之不举。
如此则交弃则交失。
加之,失举连坐的重大责任,保举一事,效果甚微。
至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吏部以保举试授知州五人,知县二十一人,州同知三人,判官五人,县丞、主簿各七人。
其不堪任使的五人,罢斥回家。
一日,朱由检御经筵毕,召詹事、翰林诸臣问:保举、考选哪一种最能得到贤才?编修杨廷鱗回答:保举应当严格举荐之人的责任。
如唐世济、王维章,为温体仁、王应熊所荐。
今天唐、王二臣皆败,而对举荐之人听之任之,不予追求。
这样做,是连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要想收到保举之效,是不可能的。
朱由检听后,似有所动。
说明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尽量将有用之才通过保举选拔上来,同时设法避免其弊端的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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