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爆发的鼠疫究竟有多恐怖,那么,这场瘟疫到底有多恐怖,对明朝的灭亡又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明末天灾人祸和气候异常,乃是这场瘟疫的主要原因根据华北地区明末地方志以及文人笔记的记载,上交大历史学教授曹树基在其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地区社会的变迁(1580-1644)》中写道:公元6世纪、14世纪和19世纪发生的三次大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都曾造成过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死亡,给世界历史带来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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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六年爆发的鼠疫究竟有多恐怖
明末鼠疫,又称明末华北鼠疫、京师大瘟疫、明末大鼠疫、疙瘩瘟,是指明朝崇祯帝在位期间中国北方出现的大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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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朝的灭亡,明朝自身的问题固然是主因,但明末的天灾和气候异常同样极为致命,尤其是崇祯六年(1633年)爆发的这场持续长达十年、波及陕晋、华北数省的鼠疫,更是成为了压垮大明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么,这场瘟疫到底有多恐怖,对明朝的灭亡又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
明末天灾人祸和气候异常,乃是这场瘟疫的主要原因
根据华北地区明末地方志以及文人笔记的记载,上交大历史学教授曹树基在其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地区社会的变迁(1580-1644)》中写道:公元6世纪、14世纪和19世纪发生的三次大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都曾造成过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死亡,给世界历史带来深刻的影响。
这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都与中国有关。
关于这场瘟疫的原因,现代研究普遍认为与气候异常和生态破坏有关。
首先是持续干旱。
受明清小冰期影响,明末时期的降水线明显南移,导致北方开始出现大面积持续性干旱,崇祯年间更是出现了罕见的十年大旱,不仅湖泊干涸,就连黄河干流和支流都出现了断流现象,华北地区的降水量更是下降了11%至47%,更有多达23个地区出现了连续四年以上的重旱。
如此大规模的干旱,对于明朝这种传统农业大国,简直就是灭顶之灾,例如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兽皮虫蝇皆食尽,人多饥死,饿殍载道,地大荒,又如陕西绝粜米市,木皮石面食尽,父子夫妇相剖啖,十亡八九。
干旱不仅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极大打击,而且导致了水源的急速减少,增加了人畜混用水源的风险,这无疑增加了人感染瘟疫的风险。
其次是大规模蝗灾。
现代研究表明,蝗虫产卵的土壤最佳含水量是10%至20%,因此旱灾的爆发反而更加有利于蝗虫的繁殖,而这便是古人常说的久旱必蝗,根据涂斌《明代蝗灾与治蝗研究》的统计,明朝遭受蝗灾的总数达到了967年,平均每年便要爆发三次蝗灾,如果集中到明朝中后期,这个频率则更高。
尤其在崇祯年间的十年大旱中,蝗灾的景象更为恐怖,在《明史》中,旱灾伴随蝗灾的记载,简直如同流水账一般。
例如崇祯八年七月,河南蝗。
十年六月,山东、河南蝗。
十一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大旱蝗。
十三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蝗。
这个景象到底有多恐怖,仅以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的为例,当时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结果便是野无青草,十室九空。
彼时的内阁次辅、礼部尚书徐光启便说,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灾。
最后是人祸。
从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明朝与蒙古各部之间再度频繁发生战争,结果导致大量汉人被俘或逃往草原,进而导致大量牧场被开垦为农田,以致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
本就因气候变化失去了食物来源的老鼠,为了生存,开始大量进入人类聚居区,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人鼠接触几率。
与此同时,由于明朝后期统治层面的问题,底层百姓大量破产,百姓们为了生存几乎将所有能吃的都充入腹中,甚至包括老鼠,这同样极大的增加了感染鼠疫的风险。
此外,流民的持续暴增,还会导致瘟疫迅速向外蔓延。
如上所述,由于明末时期的天灾人祸和气候变化,给农业生产造成了致命打击,不仅导致大量流民的产生,同时也极大增加了老鼠与人接触的概率,而这皆是后来鼠疫的大规模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四年,鼠疫迅速席卷北方各地
由于以上几个原因,从嘉靖年间开始,全国各地便开始不断出现瘟疫。
不过,彼时的瘟疫多呈现点状分布,虽然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危害,但并没有大面积的爆发,因此关于这些瘟疫多见于地方志。
我们仅以山西为例,根据《山西通志》的记载,嘉靖三十九年……石州(今山西吕梁)且疫大作,十室九空,亡饿盈野;
万历八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
万历十年,天疫流行,俗名大头风,有一家全没者;
万历十四年,泽(今山西晋城)之州县春不雨,夏六月大旱,民间老稚剥树皮以食,疠疫大兴,死者相枕藉;
十五年,泽州县复大旱,民大饥,疠疠死之如故;
十六年春,泽州地震,大疫流行,民户有全家殒没者;
万历十六年后,疫情倒是缓解了一段时间,但到了万历后期,却再度开始肆虐。
万历三十八年四月,大同属县旱饥,九月疠疫,多喉痹,一二日辄死;九月,太原府人家瘟疫大。
……历正、二月犹不止。
晋府瘟疫尤甚。
十九日夜二更,晋王以瘟疫薨。
……历正、二月犹不止。
晋府瘟疫尤甚。
十九日夜二更,晋王以瘟疫薨。
……
从现有记载来看,明朝末年肆虐陕晋、华北地区的那场大瘟疫,同样是从山西开始的。
崇祯六年(1633年),太原府兴县(今山西吕梁兴县)爆发鼠疫,兴县百姓为此逃之一空,随着兴县百姓的外逃,这次瘟疫开始迅速向周边扩散。
根据雍正年间《泽州府志》等史料的记载,同年泽州府和平阳府开始遭受疫情,在泽州府,崇祯六年,高平、阳城、沁水夏大疫;在平阳府,临汾、太平、蒲县、临晋、安邑、隰州、汾西、蒲州、永和大旱,垣曲大疫,道馑相望。
崇祯九年(1636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与兴县隔河相望的陕西榆林府、延安府府县开始相继遭受疫情,(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相较于陕西而言,山西各地的疫情自这一年后则更加严峻,例如大同府,十年,瘟疫流行,右卫牛亦疫,十四年,瘟疫大作,吊问绝迹,岁大饥,十六年浑源大疫,甚有死灭门者,直到顺治八年(1651年),大同府仍是瘟疫传流,人畜多毙。
而其他地区,也相继爆发疫情,灵邱十七年瘟疫盛作,死者过半,潞安(今山西长治一带)秋大疫,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
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崇祯十三年(1640年),鼠疫开始蔓延到河北,首先是河北大名府,十一月……瘟疫传染,人死八九。
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河北地区疫情持续扩散,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顺德府连岁荒旱,人饥,瘟疫盛行,死者无数;真定府正定大旱,民饥,夏大疫;顺天府的良乡县瘟疫,岁大饥,次年则大瘟。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瘟疫从河北地区开始传染至京城,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
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
这里面所说的疙瘩瘟和前文提到的疙疸病,主要是因为腺鼠疫患者会出现淋巴结肿大的症状,因此得名。
崇祯十五年(1642年),鼠疫开始蔓延至天津,每日受感染死者不下数百人,逐门逐户而过,无人能够幸免。
崇祯十六年(1643年),河北地区的疫情依旧极为严重,如顺天府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疸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又如昌平州十六年大疫,名曰‘疙疸病’, 见则死, 至有灭门者。
《明史·五行志》亦记载,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
次年,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前往天津督理军务,曾回忆京师的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在疫情继续肆虐的同时,腺鼠疫开始变异为肺鼠疫,夏燮《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则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甚至已经到了无人收尸的地步。
天津的疫情同样极为恐怖,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 (九月十五日), 传染至盛。
有一、二日亡者, 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 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 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 哀号满路。
这次鼠疫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波及地区极广,除了陕晋、河北地区外,河南、山东各地同样受到疫情影响,开封府阳武县、荥阳县、通许县、商水县,河南府的偃师县、阌乡县,彰德府,归德府,怀庆府,以及山东青州府,济南府的历城、齐河、海丰、德州、泰安等地同样遭受瘟疫肆虐。
鼠疫给明朝带来致命打击,成为压垮大明的最后稻草
关于这场瘟疫造成的具体死亡数字,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准确估算,根据史学家的不完全统计,明朝万历和崇祯年间的两次大鼠疫,仅陕、晋、冀三省的死亡人数便已经达到了上千万,仅京城的死亡人数便达到了二十万以上,大明京师不仅出现了日出万棺的景象,街道上甚至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明朝的灭亡,固然有自身的问题,然而这场规模巨大的鼠疫,则成为了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不仅加剧了天下大乱的程度,更是对明朝的军事系统造成了致命打击。
最为典型的,便是名将孙传庭的阵亡,奉命率兵围剿李自成的孙传庭,本就被鼠疫横行、人死过半而头疼不已,结果朝廷方面还不断催促其出兵,以致孙传庭最终只能带着缺衣少食的士兵出战,最终战败身亡。
明朝末期,在卫所制全面崩溃的情况下,明朝成建制的精锐部队,主要便是九边重镇,然而这场瘟疫却几乎彻底摧毁了九边重镇中的延绥、大同、太原、蓟州、宣府等镇。
结果,当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时,明朝不仅没有办法抽调兵力予以围剿,甚至在李自成率军自陕西攻往京城时,明军都没有足够的兵力予以阻挡,以致李自成除了在宁武遭到顽强抵抗外,一路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便很轻松的杀到了北京城下。
与此同时,在鼠疫的肆虐之下,原本京师的十万驻军,只剩下了五万多人,而京营原本拥有的2.7万匹战马,也只剩下了1千匹可以骑乘。
如此情形下,京军不仅丧失了野战能力,甚至连守城都变得捉襟见肘。
当时,京师内外城墙有15.4万个垛口,而那五万从疫情中幸存下来的士兵不仅衣装狼狈,等于乞儿,而且大多身体虚弱甚至无法站立。
在闯军已经杀到京师城下时,守城将官甚至不得不低声下气的求人守城,结果仍是逾五六日尚未集,甚至最后连三四千宫中太监都上了城墙。
即便如此,城墙上仍是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守城明军皆是鸠形鹄面,充数而已。
在外援无法抵达的情况下,此时的京城实际上根本就守不住,因此守城太监曹化淳和兵部尚书张缙彦先后开城投降,闯军几乎是兵不血刃的便攻破了京师。
眼看大势已去,明思宗朱由检最终于煤山自缢,明朝就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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