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的写作背景是什么样的,今年子由相从彭门居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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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的写作背景是什么样的
想知道苏轼《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的写作背景是什么样的吗?那是在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八月,相从彭门百余日的苏辙打算离开徐州,赴南都(今河南商丘)留守签判任,临行前作《水调歌头》词告别。
苏轼以其语过悲,便写下了这首和作,对其弟加以宽慰。
《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
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
今年子由相从彭门居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
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
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
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
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
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
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
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翻译
当年谢安隐居在东海,出仕做官鬓发已霜秋。
中年难与亲友别,只有音乐可以减轻我的离愁别绪。
谢安既出山用世,本想功成名就后退隐东山。
不料抱病还京,未遂初志。
入西州城(在今江宁县西)时,深以为憾。
做官困扰了隐居的雅志,遗恨寄托于田园山丘。
既已年高衰朽,便当及早划筹,要做百姓穿粗裘。
返回故乡遵迢千里,选取佳地长住久留。
酒醉放歌君相和,醉倒在地君扶我,只有醉时忘忧愁。
任凭刘备笑我无大志,我却甘愿身居平地,仰看他高卧百尺楼。
赏析
上阕咏史,写东晋谢安的经历,意在以不早退为戒。
发端明点安石,领起上半阕。
词人的写作角度比较独特,既不写他经天纬地的才能,也不写他建功立业的辉煌,而是写他人生的另一侧面。
劈头就写谢安中年出仕的尴尬:他本来隐居会稽,踏上仕途时鬓发已开始染上秋霜,令人吃惊。
再写人情的难堪:人到中年,与亲友相别时觉得难舍难分,于是借音乐来抒写离愁。
而后突出他一向抱有的功成身退的心愿: 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
语气多么肯定,多么坚决,确实是对史书中所谓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晋书》)数语准确的表述。
而结果却是扶病人西州,这就反跌出困於轩冕不遂雅志的遗恨。
这种遗恨,便是作者引出的鉴戒——不早退。
词中的困轩冕只是一个文雅的或婉转的说法,实际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贪恋功名富贵是联系在一起的。
下阕述怀,设想早日退而相从之乐。
换头岁云暮三字承上转下,岁暮当指年华老大,早计是对遗恨而言,其内容便是要褐裘,亦即辞官归隐,过平民生活。
以下七句是由此产生的设想:在归乡的千里长途中,每逢山水名胜或有贤主、良朋接待之类好的去处,可以随意逗留,尽情游乐,不必如官场中人因王命在身而行道局促,一层:我带着醉意唱歌时你跟着唱和,我因醉酒倒下时你要搀扶我,——只有酒是可以使人忘怀得失的,二层:这样,有雄心大志的人会瞧不起我们,那就悉听尊便好了,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三层:这种种设想,情辞恳切,言由中发,有如骏马驻坡,不可遏止,充分表现出词人对辞官归隐而享弟兄相从之乐的夙愿。
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极写想象中退而相从之乐的情态,简直是对二人的合影。
篇末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两句,反用典故,并非真要趋同胸无大志的庸人,而只是强调素愿的坚定不移,这体现了用典的灵活性。
同《南乡子》(东武望余杭)、《醉落魄》(分携如昨)、《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等词作一样,这首词着重表现了苏轼前期思想的另一面,虽然功成名遂尚未实现,出仕思想仍占上风,但在某种程度上徘徊于出处之间,却是可以肯定的。
早在嘉祐五年(1060)苏氏弟兄寓居怀远驿时,即有夜雨对床,为闲居之乐(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引、《再祭亡兄端明文》等)的口头约定,这一回正是对前约的重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其弟的安慰,词中流露出深厚的兄弟之情。
不过,他在诗词中不断表达的这种归卧故山的雅志,最终还是没有实现。
苏辙词中的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倒成了他们此后生活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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