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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和魏征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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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现作“魏征”隋唐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唐太宗李世民与他的“明镜”魏征,在历史上算是“英主贤臣”的典范了,他们的故事亦被传为美谈。
不过,从这对君臣融洽关系的背后,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辛。历史的真相却是: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民族等问题的影响下,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后人理解的那般融洽,反而十分微妙。
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在政变中除掉了自己的亲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后来,又将李氏旁支的子嗣诛杀殆尽,夺取继承权。没过多久,李渊便碍于压力传位给了李世民,被李世民架空成为了太上皇。李世民当政后,做了不少“善后工作”:
首先,为了确立自己登基的合法性,他翻看国书,篡改国史,向天下人灌输自己享有正统继承权的歪理。
其次,李世民为了缓和自己与反对势力的敌对关系,同时,减轻杀兄逼父的心理压力,他启用了一大批早年效忠于太子李建成的旧臣,堵住天下之人的悠悠众口。
尤其是魏征,原本他就已经是东宫重臣,李世民在登基后,立即赐魏征高官厚禄,将他拉拢到身边。
那么,为何李世民会对以魏征为首的东宫旧臣网开一面呢?是否像某些史学家说的,李世民唯才是举,重视人才呢?
并非如此,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涉及到贞观初期的政治矛盾、国家经济、民族关系等因素。
因为,李唐坐拥江山未久,所以,大唐在国际形势上的处境非常尴尬,南北本来就尖锐的民族矛盾在大唐内部不稳的情况下更加突出。高句丽盘踞在大唐的东北方,对辽东虎视眈眈。突厥、吐谷浑等北方民族不断进犯西北。
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虽说,突厥连年寇边,但是,李世民根本不敢发动对外战争。他深切的意识到“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的内部问题,此时,倘若对突厥发动战争,那么,李氏两代人的努力将付诸东流。
面对这种局面,李世民第一时间想到了魏征。
首先,魏征是东宫大臣中最能代表山东庶族集团的关键人物,只要能够拉拢魏征,那么,李世民就可以牵制山东的士族势力。只要解决了山东问题,那么,李世民就可以利用山东的士族势力和庶族集团影响关中,进而解决西北问题。
此时,倘若除掉魏征,山东的士族势力和庶族集团,非但不能为李世民所用,反而会成为影响大唐一统的另一不安因素,这种局面是李世民不愿看到的。所以,李世民才会对山东的庶族集团表现得十分宽宏大量,宽恕了他们死罪,并让这群人心怀感恩。
那么,魏征在山东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呢?
魏征在追随李密投降后,“久不见知”,沉寂了一段时间。后来,魏征毛遂自荐,“自请安辑山东”,担负起收编山东各路起义势力的重任。所以说,李世绩、窦建德部下,曹旦及齐善行等人之所以会投效大唐,离不开魏征的拉拢。
由此可见,魏征是山东庶族与大唐之间的纽带,倘若魏征垮台,山东庶族难免会狗急跳墙。李世民非常聪明,他并未直接将魏征派去山东,而是让魏征“安辑河北,许以便宜从事”。所以,魏征在抵达河北后,尽自己最大努力保护山东集团。
那么,如何保住这群人呢?魏征亦看穿了李世民的“良苦用心”,也看到了唐初各种矛盾的焦点。
于是,魏征利用自己担任谏议大夫的便利条件,以“居安思危”等理由说服了皇帝。而魏征谏言的能力也是非常关键的,他明白想要说服一国之君,若不急言利语,李世民必然不会放在心上。而“狂夫之语”才会引起李世民的重视。
这也是魏征与历朝历代言官的不同之处,后人都认为:魏征“精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素有胆气,善得人主意”,殊不知,魏征只是“对症下药”罢了。倘若,当朝天子不是李世民,想必魏征会拿出另一套话术。
除了话术之外,魏征十分擅长借古喻今,而且他选择的事例都非常有说服力。
就唐代发展而言,魏征并未引据太久远的例子,而是选择了距离大唐最近的隋朝。魏征向李世民指出,大隋王朝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覆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隋帝穷兵黩武、徭役不息。魏征的精妙之处在于,他通过引用前朝的例子,使李世民放弃“重役山东,攻伐高丽”的想法,借此初步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其实,李世民在执政之初经略关中、安抚山东,就是为了给将来进攻高句丽做铺垫。然而,李世民一旦对高句丽宣战,山东势必会成为徭役的“重灾区”,这是山东集团难以忍受的,更是魏征不愿见到的。那么,如何彻底打消李世民的念头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增加朝堂上山东集团的实力,并拉拢关陇集团替山东集团帮腔。
所以,只要壮大了山东集团的实力,今后李世民若想讨伐高句丽,朝野上下势必会出现一片反对声音。为此,魏征先后向朝廷引荐了侯君集、杜正伦、褚遂良等人,并着重栽培了侯君集、杜正伦,让他们成为文臣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当魏征与李世民在大殿上争得脸红脖子粗时,魏征的身后总有一群帮腔的文臣。
虽说,李世民非常讨厌这群替魏征摇旗助威的大臣,却无法奈何他们分毫。当时,魏征身边的“盟友”主要有王珪、杜正伦、褚遂良三人。每当魏征向皇帝上奏时,王珪总会第一时间站出来附和,带动身后的文官共同帮腔。而杜正伦、褚遂良则随身携带纸笔,对李世民的一言一行“必书”、“必记”。
这个场面放到现在来看是非常可笑的,但的,却有效地使李世民“不为非法”。
事实上,李世民对魏征等人的小心思了若指掌,他同样看穿了魏征的心理活动,让山东集团成为魏征的后盾,纯属不得已而为之。李世民“即位日浅,国家未安”,首要任务不是巩固中央集权,而是协调各种政治力量。为了让自己的头脑清醒,李世民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状态。所以,魏征屡次触怒龙颜却没掉脑袋,实属必然。
为了获取山东集团的支持,使朝中各政治势力保持平衡,身为一国之君的唐太宗不得不耐心听取群臣的谏言,还得将所有不满全都埋在心里。《贞观政要》中收录了不少君臣语录,这些文字几乎三句话不离“居安思危”,“如何收成”的话题在君臣语录中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当然,这些都是李世民上位后的迫切需要。
可只有让这些话从大臣们的嘴里说出,李世民才能顺理成章地使国家“由乱入治”。
作为“反面教材”的隋炀帝,因大搞专制的“一言堂”,虽“劳神苦行,未能尽于合理”,最终断送了祖宗基业。李世民不敢忘记“一言堂”的危害,他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况且,魏征的大多数谏言,除了能让李世民警醒外,还从侧面衬托了李世民“善于纳谏”的品德。
如果看透了这一点,李世民魏征君臣的一些对白就十分微妙了。
为了成就自己的美名,李世民在听到魏征的反对意见时,总会先责怪一番,引出魏征“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如此云云。
随后,李世民会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再说出那句至理名言:“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
这种话若仅在史料中出现一两次,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李世民是高尚的,不过,类似的事发生太多次,难免会让人认为李世民有“作秀”之嫌。而且,李世民采纳魏征意见时,双方探讨的通常是一些小事。一旦面临实质性问题,李世民必会独断专行,根本不会给魏征面子。
魏征是精明的,每遇到关键问题,他往往会采取回避之法。
李世民坐稳江山后,功德圆满,随即对山东集团进行了打压。
侯君集被处死、杜正伦被驱逐。魏征过世后,“罢叔玉尚主,而足陪所撰碑”。直到魏征死后,两人终于从“求谏”、“直谏”的表面关系,恢复到相互利用的实质关系。《旧唐书·魏征传》中的记载已经非常明确了,侯君集、杜正伦被处理后,李世民第一时间打算对魏征动手,所以才会“始疑征阿党”,想要将黑锅扣到魏征头上。
从时间上来看,李世民对魏征起疑心时,魏征尚在人世,由此可见,此时的李世民已经打算清算魏征了。不过,晚年的魏征在朝中的影响力极大,他的地位难以撼动,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制约,李世民不得不选择隐忍。当然,在魏征死后,两人之间隐藏了几十年的矛盾在朝夕间爆发,李世民再也不需看魏征的脸色了。
魏征墓在陕西礼泉县九嵕山唐昭陵西南约3公里处的凤凰山巅,其墓址于山岭南端依山凿石而筑,属昭陵陪葬墓之一。墓垣现仅有蟠桃纹碑首的丰碑一通,《旧唐书·魏徵传》中有载:“帝亲制碑文,并为书石”。碑首造型,与众不同,似有独特恩遇之意。现碑身通体磨光,已无书写镌刻痕迹。
参考资料: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旧唐书·魏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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