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遇到瘟疫古人是为何抗疫的，古代典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之名有“疫”、“疾疫”等。
关于在古代遇到瘟疫古人是为何抗疫的的这个问题，那么今天特视探秘为您整理了关于在古代遇到瘟疫古人是为何抗疫的的这些相关资料：
在古代遇到瘟疫古人是为何抗疫的
还不知道：古代有哪些大型瘟疫，老祖宗是如何抗疫的?的读者，下面达达搜探秘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瘟疫，即由病毒与细菌感染而引起的流行性疾病。
古代典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之名有疫、疾疫等。
瘟疫最明显的特征是传染性与流行性。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或军队里，疫病将会如同洪水猛兽般爆发，如若没有得到有效防控，死亡人数将会不堪设想。
由于古代医疗条件的匮乏以及思想的落后，古人往往将瘟疫的产生归咎于上天或神灵的惩罚。
因此，在药物治疗之前，人们只会通过祭祀或祭神活动来驱赶疫病。
其实，古代的蛊虫与瘟鬼不过是人们假想出的鬼神邪虫，现实中根本不存在。
然而，随着古人认识与经验的增长，逐渐推断出了瘟疫的真正致病因素。
古代常见的瘟疫有流感、鼠疫、天花、疟疾、霍乱等。
那么，古代有哪些大型的瘟疫呢?老祖宗们又是如何抗疫，渡过难关的?
一、历朝历代对瘟疫的认识
先秦时期，我国殷墟甲骨文上便有蛊、疟疾的记载，而《尚书》、《左传》等历史典籍上还出现过疠字。
蛊是肉眼不可见却专门啃食肉体的虫子。
在民间传说中，它频繁成为巫术的辅助工具，可以操控人类的情感与意志力。
其实，蛊不过是人类假想出来的致病虫子，也是对肉眼不可见的病因的物化，至于它是否真实存在，不为人知。
周朝以来，举办大型祭祀活动预防蛊已成风潮，还出现了专门清除蛊虫的官职庶氏。
《周礼》记载以攻说之，以嘉草之。
由此可见，西周防治蛊有两种方法，一是攻说，即举行祭祀，祈求神灵;二是嘉草，即药物治疗，驱赶蛊虫。
商代人重视占卜，甲骨文刻有一段关于疫的卜辞，其中有疾年一词，乃我国古代最早有关于流行疫病的记录。
疾年指的是传染疾病流行之年，亦或是疫病后死伤的状况。
到了汉朝，有关于瘟疫的说法再次发生改变，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也进一步提高。
东汉蔡邕在《独断》中提到：
帝颛顼有三子，有一子常居江水，被称为瘟鬼。
在汉人的心中，瘟鬼便是主导瘟疫的鬼神。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记载：
疫，民皆疫也。
意为全民皆得病即是瘟疫，由于病患数量多且集中，如同大兴徭役一般，故被称为疫，即役。
东汉王充在书中记载：温气疫疠，千户灭门，说明瘟疫的传播性、感染性以及杀伤力极强，动辄灭门灭户，甚至灭城都有可能。
由此可见，汉代的民众已经明确地认识到疫具有传染性，虽说概念还有些模糊，但较之先秦已经有相对明确的界定。
不过，汉代的疫病并不只包括传染病。
东汉《伤寒论》中称伤寒也是疫病的类型，指的是包括各种疾病在内的热性病总称。
由此可见，两汉的疫病与现代的传染病有些许区别。
它包含的病种广泛多样，既指具有广泛传染性且导致严重伤亡的传染病，也指部分非传染性流行病。
隋朝时，出现了祭祀五瘟神的活动，五瘟使者在天上的称呼是五鬼，在地上则被称为五瘟。
五瘟分别为春瘟、夏瘟、秋瘟、冬瘟以及中瘟，只要他们一出戏，地上就会兴起季节性流行病。
隋唐时期，绝大多数百姓还是认为疫乃天神下降的灾祸。
尤其是领导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更应当首当其冲，需要内省己身。
为了在文武百官中立威以及安抚疫区内慌乱的百姓，统治者会举办祭祀大典，祈求神灵的宽恕。
在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的古代，普通的病患根本无法坦然面对疫病的威胁。
祭祀活动虽起不到任何防疫效果，却能够抚慰人们失去亲人的痛苦以及担心自己患病的恐慌。
由隋唐时期修订后的《内经》可知，古人早已发现瘟疫的产生具有一定时令性规律。
时令不正则会导致瘟疫横行，亦或者说，一年四季气候的异常也会导致疫病的产生。
隋唐时期有不少文献论述指出四时阴阳变化与疫病起因的联系。
例如，巢元方的《诸病源侯论》则论述了温病、伤寒病、疫疠等都与时令变化相关。
如若因寒毒之气所病，则不具有传染性，不会祸及他人;但若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而患病者，则会导致严重的传染疫病。
到了宋朝，仍然存在信巫不信医的现象。
普通百姓患病，最先想到的治疗方式并非问医，而是巫术。
不论是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东南沿海地区，还是条件落后，交通不便的广南西路一带，都普遍存在只信巫术的现象。
此外，宋朝依旧存在利用迷信鬼神思想来解释疫病成因的现象。
例如，公元1196年，江西都昌一带的段家全家沾染疫病，无一幸免，家中二子相继而亡，夫妇二人也病入膏肓，濒临死亡。
凡是前来探望的邻居以及送汤粥的人也纷纷离奇而亡。
段家有一成年儿子在寺院出家，得知此事后马上聘请僧侣反复诵读《楞严呪》驱疫，利用宗教驱除疫病。
不久，病人痊愈，众人皆以为是段氏子孝心至诚，感动上苍，佛祖显灵。
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段氏子夜以继日对双亲的照料，按时施以粥药所致。
明朝时期，百姓对瘟疫仍存在非理性认识。
明朝统治阶层认为城隍神拥有制造与消除瘟疫的双重力量，故定期祭拜城隍神，以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此外，民众们还将天变与人变相结合，认为伤害天和会导致天神大怒，降罪于民间百姓，瘟疫便是其中一种惩罚方式。
再者，倘若民众做了德行有亏的事，也会受到天惩。
例如，明人黄佐曾在《泰泉乡礼》中表示：世之不孝者，或毙于雷，或死于疫，
说明对父母双亲不孝顺也会引起天怒，上天会降瘟疫于天下不孝子。
到了清朝，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加，瘟疫发生的频次反而逐渐递增。
此时的民众早已对瘟疫的危害程度了然于心，普遍认为瘟疫是比旱灾、水灾甚至战争都要可怕十倍的灾害。
究其原因，其一是传染速度极快，辐射范围远超其他灾害;其二是瘟疫具有隐秘性、复杂性以及难以治疗等特征。
瘟疫流行猛烈时，路边横尸遍野，根本来不及掩埋，而尸体散发出的腐烂气味都会导致瘟疫的二度传播。
此外，清朝民众对瘟疫存在极端紧张、恐惧的心理，若闻鼠疫，完全不敢出门。
二、历史上大型的瘟疫
1.建安大瘟疫
东汉末年，诸侯割据，战乱纷纷，百姓们因战争流离失所，也因瘟疫家破人亡。
《汉书》中只有短短一句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殊不知背后竟是对国家的灭顶之灾。
自公元25年起，至建安25年，即公元220年，近两百年的时间是我国古代瘟疫的频发时期。
瘟疫的持续时间漫长，波及范围广，且后果严峻。
建安十三年，曹操征讨东吴，发起赤壁之战。
曹军战败除了因为曹营内部军事战略指挥的失败外，还因为曹营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大量士兵的骤死令曹操不得不退兵。
至于瘟疫爆发的原因，有人认为是江南吸血虫引起的传染病，有人认为是伤寒与鼠疫。
总之曹军因此损失大半人马，几乎全军覆没。
无独有偶，建安二十二年，瘟疫越演越烈，一场空前绝后的瘟疫笼罩着即将崩塌的帝国。
据统计，死于建安大瘟疫的人数起码超过一千万人，而此时吴蜀两地的总人口也不过两千三百万人。
《伤寒论》中记载：死亡者三分有二，其中伤寒者十之有七。
曹植也曾写下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的哀痛之语，可见疫病覆盖范围之密集。
有专家认为这场瘟疫乃出血热，还有人认为乃是鼠疫。
此外，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令建安七子彻底成为文坛绝唱，无一幸免。
建安七子皆是上流阶层的文学巨匠，享受的饮食与卫生条件也要优于常人。
七人皆死于瘟疫，说明疫病已经无法控制，蔓延到了上层阶级，那么下层百姓感染者则十有八九。
2.明末大鼠疫
鼠疫，指的是由鼠疫病菌引起的高强度传染性疾病，致死率极高，对国家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灾难性危害。
明朝末年，地球温度大幅度下降，出现小冰河时期。
夏季旱涝灾害频繁出现，而冬季却出奇地寒冷，连福建、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都被狂风暴雪侵袭。
尤其是1580年至1644年，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最寒冷的时期之一。
极端寒冷的天气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长达几十年的社会动乱。
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老百姓为了生存，只能绞尽脑汁寻找一切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
连从老鼠洞中掏出的粮食，亦或是臭水沟里的老鼠，都成了灾民口中的食物。
因而，老鼠身上携带的鼠疫杆菌迅速在人群中传播，造成大面积感染。
《山西通忘》中记载：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
最早的瘟疫发生在万历八年的山西大同，十户人家竟有九户染病，可见疫病的传染性极强。
身体素质差的人早上染病，傍晚就一命呜呼，当真是人命如草芥。
崇祯六年，山西再次爆发鼠疫，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向四周城市蔓延。
崇祯七年至八年，山西兴县的百姓为了躲避鼠疫，举家四处逃窜，使得兴县沦为一座空城。
而携带鼠疫杆菌的难民又将病毒传播给与兴县只有一河之遥的陕西。
崇祯九年，陕西的榆林府、延安府接连发生鼠疫。
崇祯十四年，河北地区的瘟疫蔓延至北京，感染者或皮肤隆起赘肉，或咳嗽呕血，数刻立死。
崇祯十七年，天津发生鼠疫，距离北京城被攻破仅有一年，但城内每日死亡上万人，沿街小贩十有五六尽数死去，街道上空无一人。
李自成率百万之众攻城时，北京城内仅有身体虚弱、侥幸存活的五万士兵，连鼓舞刀剑的力气都没有，北京城几乎不攻二破。
由此可见，造成一千万人死亡的明末大鼠疫无疑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三、古人防治瘟疫的方法
尽管古代的科学技术与医疗卫生比较落后，更不知细菌病毒为何物，但也发明了不少有效防止疫病的方法。
两汉时期，民间防疫活动中也渗透了科学的防疫思想，即隔离治疗，阻断病毒的传播。
《汉书·平帝纪》记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此为正史中首次记录专门为传染病患开设的治疗机构，通过隔离、切断病院来科学有效地防治疫病。
此外，《晋书·王彪之传》中也曾提到：但凡臣子染上时疫，一百天内不可入内廷，以防传染给皇家贵族。
由于瘟疫对社会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为了维护汉王朝统治，统治者会采取诸多措施赈济灾民。
例如，减少朝廷日常的开支用度，从而减轻疫区百姓的赋税以及徭役。
再如，朝廷派医送药给疫区百姓，亦或是给无力劳作的人发放赈灾口粮或衣物。
隋唐时期，药王孙思邈曾用疫病感染者的浓汁以及血清制作简易疫苗，进行接种实验。
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药方》记录了近20贴辟疫方，有佩戴在胸口的药物，由雄黄丸、白芷等辛香味厚者为主;也有口服型的蜜丸、汤剂、膏剂等。
自唐高祖李渊起，统治者就格外重视疫病患者尸体的处理，将瘟疫导致的暴尸骸骨全部掩埋妥当，几乎断绝了尸体传染病毒的机会。
到了清朝，人们对疫情传播的原因、危害以及防治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著名温病专家王士雄曾提出疫病的产生与环境污染有莫大关系，可用水来消毒。
清代医者陈虬也曾针对食物以及环境消毒提出防疫办法，诸如衣服需浆洗干净，房屋应多开窗通风等。
针对人口密集、交通发达的地区，统治者尤其重视垃圾与粪便的处理。
此外，为减缓病毒传播速度，政府也格外重视检疫与免疫。
康熙年间，北京城设有查痘章京，专门负责八旗子弟与民众的防疫事宜。
光绪二十年，广州爆发大鼠疫，上海海关当即下达指令，命这些地区的游客必须进行体格检查，并提交免疫通行证，过后方可入境工作。
综上，瘟疫的流行不仅会造成百姓的死亡与流动，还会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会成为导致国家灭亡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也正因为瘟疫造成危害不可估量，才迫使社会各阶层想尽办法寻找应对疫病的方法，从而积累了丰富多样的防疫办法，为现代抗疫打下坚实的基础。
以上就是在古代遇到瘟疫古人是为何抗疫的的全部内容，更多的有趣的文章介绍可以进入特视探秘首页。
复制或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tansuo.teshi168.com/t/26964.html
本探索知识由特视探索发布，来源于原作者，不代表特视立场和观点，如有标注错误或侵犯利益请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