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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终于从‘潜龙勿用’到‘见龙在田’并迈向‘飞龙在天’了，正在朝1840年之前中国从来就是世界第一的历史主旋律回归。”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石齐平今日在台媒发文如此写道。

　　他还用“雁行”与“龙腾”来形容日中两国实力的消与长。

　　他在文章开头即写道，“日本前首相安倍之死，让我想起了‘雁行与龙腾’这个议题。”他说，安倍自2006年开始两度担任日本首相，任期相加接近9年，是日本战后任期最长的首相。但在他之前，从1991年算起到2006年为止的15年，日本一共经历了12任首相，几乎一年一换。为何都做不久，主要是经济撑不下去;这样下行的形势，就算任期最久的安倍祭出了“经济三箭”及“地球仪外交”，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日本经济在1991年大泡沫破了之后，就进入了失落的10年、20年，到现在为止的30年，一无起色。

　　石齐平指出，年纪稍长的人大约对二战后到1991年为止的日本经济还留有深刻的印象。当时日本百业兴隆，家电、钢铁、造船、汽车均执世界牛耳，大商社遍布全球。哈佛教授傅高义1979年出版《日本第一》，一时洛阳纸贵，研究日本成了显学;1995年日本GDP达到美国的71.3%，人均GDP在1991年前后约有10年，日本超过了美国。当时日本提出“雁行理论”，自诩为雁头，亚洲“四小龙”及“四小虎”均尾随着雁头飞。

　　他认为，1991年是个大拐点，大泡沫破了之后，日本经济运势即一路下行;2010年GDP被中国超越，又12年之后的现在，日本GDP竟落后到只有中国1/3的水平;蜚声全球的家电产业早已失去了踪影;世界第一造船王国的身影也已杳然;连最傲视全球的汽车产业也江河日下即将被中国超越……。“为什么日本不再第一?”相信这是所有日本人包括历任日本首相都想要解答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却不能从短期视角或短期政策来审视，必须放到一个更大格局的历史纵深中去探索。

　　石齐平说，日本现代化的起点，是距今约150年前(1868)的明治维新，当时日本前贤如福泽谕吉对时局的判断是正确的：之前的“老师”中国积弱已深，所以决定“脱亚入欧”以西方为师，维新打下了日本工业化的基础，短短2、30年摇身一变成了强国，先后大败中国与沙俄，并从《马关条约》中获得来自中国的巨额赔偿，加上战争掠夺，总额达3.5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当时全球财政收入的6.4倍，也是清政府财政年度收入的4.4倍。

　　他认为，日本用此不义之财与进一步的军事化、工业化及大力推展教育与基建。二战之后，又托美国人之福发了朝鲜战争及越战两笔战争财。所以总的来看，日本后来之所以成为雁头或所谓的日本第一，日本本身的努力及民族性固然重要，日本从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1900)得自中国的巨额赔偿更是关键，但所有这些战争红利在过去一百年中早已享用完毕。

　　而就在此时，中国终于从1840年后也是大约一百年的历史低潮中开始重新崛起并迈向复兴，摆脱了西方列强压在中国身上的各种束缚后，中国得以释放本身的巨大能量，正在朝1840年之前中国从来就是世界第一的历史主旋律回归，中国终于从“潜龙勿用”到“见龙在田”并迈向“飞龙在天”了，对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而言，这种“龙腾效应”必能普惠各国，一荣俱荣。

　　石齐平最后写道，从“雁行”到“龙腾”，折射的不仅是中日两国运势的长与消，也深刻暗示了日本必须重做的战略选择。对日本而言，日本会不会再继续失落下去，关键在日本人能不能再出现一个像福泽谕吉一样的政治战略家。

　　北宋四京、海上丝绸之路的金融中心与都会。

　　1、以聚落考古的眼光来看，​城市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城市遗址是考古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内涵最复杂的一类。

　　2、两宋时，从北宋四京，到南宋行在的临安府，古没少考;这是遗存的前世今生，为我们揭开了宋代城市生活的真实面貌。北宋时期宋四京，除开封之外，恐怕大名府的名气会更大一些，因为水浒传常拿这里说事儿。

　　3、临安府，也就是当时的南宋杭州城，被称为世界都市之冠。老李对临安的仰慕，这更多的来自于南海I号上那些产自临安的黄金货币、首饰以及白银货币，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中，它起到了金融中心的作用。

　　4、作为海丝传统都会港口城市的广州，在南宋时期，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她的都会特征。近期，南海佛山奇石窑的产品在媒体上曝光度比较高，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一类瓷器主要是用来做包装的材料。

　　被很多学者称为“广东罐”，也就是说，既然很多东西在广州集散，那么在广州附近生产很多用于包装的瓷器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相当于今天的纸箱行业。

　　而且，包装用瓷器的生产在广东开始得很早，在唐代宝历年间的黑石号上，就发现有广东生产的包装用罐子。

　　非常佩服广东古代人民的商业头脑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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