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在位期间,亲政后面对全国的抗清高潮,福临采取抚重于剿的策略,同时注重恢复农业生产,整顿吏治,使国家局势逐渐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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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帝在位期间
爱新觉罗·福临,即清世祖、顺治帝,清朝第三位皇帝,清朝定都北京的第一位皇帝,清太宗第九子,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出生于沈阳故宫永福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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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临幼年登基,由摄政王多尔衮辅政。
亲政后面对全国的抗清高潮,福临采取抚重于剿的策略,同时注重恢复农业生产,整顿吏治,使国家局势逐渐好转。
1661年福临死于养心殿,庙号世祖(谥号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为政举措
乾纲独断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死后,福临提前亲政。
顺治八年(1651年)一月二十六日,福临将多尔衮同母兄阿济格以谋乱罪幽禁,十二日后于太和殿宣布亲政。
此年他虽仅十四岁,但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
二月二十一日,福临颁谕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罢黜追封、撤掉庙享、对他的恩赦也废除。
多尔衮虽遭身后之罚,但其势力仍在。
消除其影响,收回被分散削弱的皇权,确实很费周折。
福临亲政之初,为处理纷繁的日常政务,曾下令复用诸王于部院。
其中被多尔衮严重打击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开始握有重权。
但这时福临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剪除多尔衮的亲信余党上。
闰二月他下令处死谄附多尔衮而握有实权的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八月杀掉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十月令阿济格自尽,这一系列的措施沉重打击并消除了多尔衮派的势力。
大权集于一身,他当上名副其实的皇帝。
福临是个刻苦学习,励精图治的帝王。
在研读典籍中,他对孔子、朱元璋以及朱由检发生极大兴趣。
从这几位人物的思想活动中,悟得了治国安民的道理,形成了他的治国思想。
他很想有一番作为。
重用汉官
在争取汉人地主,提高汉官权力、重用汉官方面,福临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努力。
他已感觉到满汉的和谐对维系统治的重要,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只有满臣没有汉臣的现象,于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谕内三院:以后凡是进奏章,要满汉侍郎一起参酌公同来奏。
以达到满汉的同心同德。
尽管实际上难以完全做到,他对汉官的态度也总有反复,但他提高汉官权力的思想却有所发展。
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月,他下令印信掌管不必分别是满是汉。
他对汉人地主的上层人物,也极力笼络。
他以皇太极第十四女下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以示优宠。
大学士党崇雅告老还籍时,他两次破格召见。
顺治十五年(1658年)状元、翰林院修撰孙承恩英年早逝,他深切悼念惋惜,赐白金三百两让他回家安葬。
对洪承畴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福临争取汉人的勇气。
洪承畴原是皇太极时降清的明朝著名将领,他在建议清朝大军入关和招抚江南中立了大功,后遭满将猜疑被召回京,任大学士而无实权。
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福临特升洪承畴为经略,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理军务兼理粮饷,破格授予便宜之权。
但洪承畴却有负委任,因而引起朝臣不满。
后来洪承畴一再请求解任。
福临一再下旨全服挽留,表示了对洪的不动摇的信任。
后来,就在洪承畴难以为继,准备回京调理之时,大西军发生内讧,孙可望到洪承畴军前投降,终使洪收到了以守为战的招抚之功。
这里福临对洪承畴的坚决一贯的信任,作用巨大。
招抚政策
福临在政治上积极推行宽松和招抚政策以缓和矛盾,对各地出现的反抗斗争他不主张一概坚决镇压。
允许原清兵入关时俘获而隶旗下为奴的汉人回乡探亲,以示满汉一视之仁。
对各地的抗清势力和抗清活动他坚持剿抚并施的方针,并突出招抚一手。
他又颁敕江南等处,公开声明改变多尔衮在世时凡因抗拒后来降者多被诛戮的做法,而大开生路,允许他们改过。
顺治九年(1652年)十月,福临指示浙闽总督刘清泰招抚郑成功。
故意为郑成功在东南的抗清活动开脱,把郑成功所以抗清的原因归结为地方官不体会朝廷的深意,保证如郑成功听抚归顺后,赦免其罪并授官,可以驻扎在原地方不必赴京。
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福临又特颁敕谕对郑氏家族大加封爵,指责多尔衮与地方官吏之咎,并对郑成功的抗清活动表示谅解。
但郑成功并不剃发,且提出清廷难以接受的苛刻要求。
招抚郑成功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福临的招抚政策仍然坚定不移。
顺治十四年(1658年)末,大西军将领孙可望同李定国争权斗争失败,走投无路仓皇降清。
福临接报后非常高兴,称赞孙可望是识时务的俊杰。
于是特封孙可望为义王,以示对他的厚待。
但满汉朝臣对孙可望的势穷来降却怀着傲慢的态度,甚至纠他的悖谬之罪。
对此孙可望心虚胆战。
但是福临表示招抚的坚定意志与许诺必践的信义。
澄清吏治
福临吸取明朝灭亡教训,澄清吏治,是福临亲政期间考虑最多、也最伤脑筋的问题。
他为稳坐天下亟力寻求长治久安之策,一再向臣下求言。
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令在京七品以上满汉文武官员陈述革除积弊的办法。
他推行甄别之法,擢优汰劣,要求各地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有德有才兼通文义的人要保奏,不能担任的要立行参劾。
[46] 为选好知府,他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门满汉堂官三品以上及在外督抚,各举才行兼优堪任知府者一人,详开履历事迹具奏,吏部再加察议,奏请定夺,以备前三十处知府之用。
为得到真才,福临亲自动手选拔官员。
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实行京察大计, [47] 即对各地官员普遍进行考核。
从此三年一大计,定为制度。
他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尤为重视都察院和御史的作用。
与此同时,还向各地派出大量御史,察吏安民。
他还下令满汉官员互参,即互相监督。
福临加强对官员的控制,不许结党结社,不许太监预政。
他严禁私交、私宴,他认为如此行事便可以永绝朋党的根源。
顺治十年(1653年)六月设十三衙门专为管理太监干涉一事。
如有内外勾结的情况,一经证实立刻惩处。
为了锻炼官员,他还实行官员内升外转的办法。
福临非常欣赏与佩服朱元璋诛戮大臣,以重法治世的经验。
废立皇后
早在顺治初年,多尔衮根据清朝皇室与蒙古联姻的老传统,已为福临聘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博尔济吉特氏,但直到福临亲政后的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方完婚,并册封为皇后,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典礼。
两年之后,即顺治十年(1653年)八月,福临奏皇太后,降皇后为静妃,改居侧宫。
九月初,诸王贝勒大臣等遵旨会议,不同意废后,建议皇后应正位中宫。
议上,福临批示:朕纳后以来,缘意志不协,另居侧宫已经三载,从古废后遗议后世,朕所悉知。
但势难容忍,故有此举。
下令再议,并责令孔允樾指实具奏。
孔允樾上疏引罪,静听处分。
最后济尔哈朗等再也不能违背皇上的旨意,遂奏言:所奉圣旨甚明,臣等亦以为是,无庸更议。
后遂废。
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福临再聘蒙古科尔沁贝勒绰尔济女博尔济吉特氏为妃,六月册为后。
可是,福临对这位新后仍不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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