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为什么要贬低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
，它一事一记，互不连贯，最简的记载仅一个字，反映了早期编年体体例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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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为什么要贬低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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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它一事一记
，互不连贯
，最简的记载仅一个字
，反映了早期编年体体例的缺陷。

　　《宋史•王安石传》记载安石黜《春秋》之书
，不使列于学官
，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因此
，史学史上向有王安石斥《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说。

　　《宋史》的记载并非无中生有
，南宋绍兴进士周麟之在《春秋经解》跋中曾记道：先君传《春秋》于孙先生
，尝言王荆公初欲释《春秋》以行于天下
，而莘老之书已出
，一见而忌之
，自知不能复出其右
，遂诋圣经而废之
，曰‘此断烂朝报也’
，不列于学官
，不用于贡举云。

　　周麟之所说的孙先生即孙觉(1028—1090)
，高邮(今属江苏)人
，字莘老。

　　早年与王安石友善
，后因反对青苗法被黜。

　　他少学于经学家胡瑗
，为胡瑗千余弟子中的佼佼者
，著有《春秋经解》。

　　周麟之认为
，王安石是妒忌孙觉的书早出
，自觉无法超过他
，所以才诋毁《春秋》
，并利用手中的权力
，使之不能列于学官。

　　后世认为王安石废经斥《春秋》的议论
，皆本于此。

　　但是
，周麟之的说法有许多不合情理之处：首先
，王安石若妒忌孙觉
，诋毁他所作的《春秋经解》就足够了
，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诋毁士大夫奉为经书的《春秋》呢?舍其易而为其难
，王安石怎么会去做这种愚者不为之事?其次
，《春秋经解》是孙觉的晚年之作
，孙比王安石小七八岁
，去世又晚于王安石好几年
，王安石怎能看到他的晚年作品
，又何从妒忌?其三
，王、孙二人私交甚好
，王安石行新政
，将孙觉援以为助;后虽因具体见解不合
，但并未反目成仇
，王安石谢政归金陵
，孙觉前去探望;王安石去世后
，孙觉还亲自作诔文祭奠他
，这样的交情
，怎会有相忌相斥之事?

　　清朝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认为：王安石甚尊信《春秋》
，而亦不尽废《传》。

　　《临川文集》中多处把《春秋》与《诗》《书》并提
，并常引述《春秋》大义
，安石本人还著有《春秋左氐解》
，怎么会贬斥《春秋》呢?至于《春秋》不列于学官
，一方面是由于王安石认为：《春秋三传》既不足信
，故于诸经尤为难。

　　(《答韩求仁书》)这一原因
，连王安石的政敌杨时也是承认的
，他在《春秋经解》序中说:熙宁之初
，崇儒尊经
，训迪多士
，以谓三经异同
，无所考证
，于六经尤为难知
，故《春秋》不列于学官
，非废而不用也。

　　正因如此
，王安石平日遇到有人向他请教学问
，都很乐意回答
，唯独问及《春秋》与《易》不答
，他认为此二经微言大义
，奥衍难解
，一旦领会错了
，必当谬以千里
，因而不敢臆说
，这正是王安石治学谨严之处。

　　另一方面
，王安石认为：三经所以造士
，《舂秋》非所以造士之书也。

　　学者求经
，当自近者始
，学得《诗》
，然后学《书》
，然后学《礼》
，三者备
，《春秋》其通也。

　　(陆佃《答崔子方书》)既然《春秋》不是学者学经的入门之书
，不列于学官也是合情会理的。

　　那么
，断烂朝报之说到底有没有呢?有的
，但那是有特定含义的。

　　王安石的学生陆佃、龚原都钻研《春秋》
，前者著《春秋后传》
，后者有《春秋解》
，遇到疑难之处讲不通
，他们就自以为是阙文。

　　王安石不同意他们的做法
，曾笑着说：阙文若如此之多
，则《春秋》乃断烂朝报矣。

　　意思是批评他们不去刻苦钻研经文的正确涵义
，却随意用阙文来自欺欺人。

　　这话实是尊经而不是诋经
，是褒奖而决非贬斥。

　　宋人林希逸说：今人皆以‘断烂朝报’为荆公罪
，冤矣。

　　(《慮斋续集•学记》)尹焊也叹曰：介甫未尝废《春秋》
，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
，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

　　(同上书引)王应麟、朱彝尊、全祖望等学术大家也都曾有考证
，为王安石此罪鸣冤叫屈。

　　然而,现代不少学者却仍沿袭旧说
，在文章、课堂上一再介绍这一说法。

　　看来
，王安石究竟有无贬《春秋》
，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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