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王安石为什么会走上滥用职权的错误道路
，”是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时提出的著名的“三不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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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王安石为什么会走上滥用职权的错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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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

　　是宋神宗年间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时提出的著名的三不足观点。

　　特别是近代以来
，这一观点一直被当作是无所畏惧
，勇往直前、不断革新的精神代表而被褒扬。

　　但仔细想来
，结合王安石变法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这一看似冠冕堂皇的观点却存在很多漏洞
，以至为他以后的改革留下了很多隐患
，这一观点是很值得推敲的。

　　如果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
，天变当然是不足畏的(但王安石的不足畏是针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而言
，而不是指抗御自然灾害)。

　　但是
，如果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大背景下来看
，天变不足畏就值得推敲了。

　　所谓天变足畏
，来自西汉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感应理论。

　　他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
，相互感应
，天能干预人事
，人亦能感应上天。

　　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
，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
，不仁不义
，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
，天子应当因此感到畏惧而改行仁义;如果政通人和
，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

　　这一理论貌似纯属封建迷信
，但其实是大有深意的。

　　在古代
，皇权至高无上
，没有任何人有权力能够约束皇权。

　　那么
，谁能够制约天子呢?那就只有上天了。

　　而上天如何来传达自己的意旨呢?只能通过天人感应。

　　可是
，上天不会说话
，只能通过一些打雷、地震、日蚀之类的天变来发表它的观点
，因此必须有人来翻译解读
，这些人又是谁呢?就是士大夫阶层。

　　这样一来
，情况就很清楚了
，表面上是封建迷信的天人感应理论
，实质上是士大夫们用来合法制约皇权的杀手锏。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
，每逢日蚀、地震、水火灾害等天变发生
，常有士大夫们借题发挥
，上书言事
，针砭时弊。

　　而平时对这种胆大妄为的逆龙鳞行为怒不可遏的皇帝
，在天变面前
，也不得不放下架子
，低头认错
，甚至发表罪己诏。

　　虽然在皇帝倒行逆施的时候
，并不总能及时的发生天变
，而士大夫们对天变的解读也并不总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但这毕竟是一种对皇权难得的制约手段
，所以
，天人感应理论
，在皇权一家独大的中国古代社会是有着相当积极意义的。

　　王安石的三不足观点
，从根本上推翻了这种制约机制。

　　如果天变也不足畏
，祖宗也不足法
，人言也不足恤了
，世上还有什么能约束皇帝的呢?难怪曾经积极支持过范仲淹变法的三朝宰相富弼听到这样的言论时
，感到十分震惊
，说：人君所畏惟天
，若不畏天
，何事不可为者!

　　不受约束的权力是极其危险的。

　　在拥有绝对权力的情况下
，滥用权力的诱惑力几乎是无法阻挡的。

　　王安石变法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通过三不足观点
，取消了对皇权的一切约束
，在宋神宗与王安石上与安石如一人的情况下。

　　在变法的前几年
，王安石几乎取得了不受约束的权力。

　　生性执拗
，人称拗相公的王安石
，虽然是抱着一颗变法强国的赤诚之心
，但也逃不出绝对权力的诱惑。

　　他滥用权力的第一个表现是
，未经深思熟虑
，在试行验证阶段就匆忙推出新法并强行执行。

　　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开始
，到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的短短五年时间里
，王安石就颁布了十几条新法。

　　其中
，许多核心的新法
，是在变法的初期就颁布了。

　　要知道
，王安石推行的新法
，很多都不是在旧法上小打小闹的修补
，而是对整个国家体制(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重大调整。

　　这样重大的改革
，在几个月间就提出并颁布执行
，不能不说是过于草率了。

　　王安石在变法之初
，原本还有些试行的安排
，但很快就被他自己推翻了。

　　这就使得原本可以在试行阶段发现并纠正的问题
，被放大到了全国范围
，因而引起了严重的后果
，对整个王安石变法造成了重大影响。

　　王安石滥用权力的另一个表现
，也是后果更为严重的一个表现
，是他推行了顺新法者升
，逆新法者黜的错误用人政策。

　　凡是对新法提过意见的
，不论意见有没有道理
，是不是全面反对新法
，还能不能争取
，都一律罢黜;凡是高举赞成新法的旗帜
，不论其人动机如何
，品行如何
，政绩如何
，一律升迁。

　　这种做法的后果
，一方面是把朝中敢说话的名臣几乎都推到了新法的对立面
，譬如
，韩琦、富弼、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苏轼兄弟等等
，其中不乏原本并不是全面反对新法
，只是就其中一些具体问题
，提出客观意见的人
，如韩琦、苏轼等。

　　另一方面
，王安石任用的所谓支持新法的人中
，则混进了不少有能无德的人
，甚至是企图利用新法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

　　他们虽然靠着鼓吹新法而得到提拔
，但并非真正的改革者。

　　一旦身居高位
，他们或是贪污腐败、鱼肉百姓
，或是争权夺利、互相倾轧
，甚至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
，走到新法和王安石的反对面。

　　譬如王安石一手提拔的邓绾
，就是典型的势利小人
，曾说过笑骂从汝
，好官须我为之的名言。

　　这一错误用人政策的后果
，首先是蒙蔽了王安石的耳目
，让他只能听到阿谀奉承的一面之词
，而无法根据客观情况对新法的实施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其次是给许多人造成了新党多是奸臣的印象
，从而对新法本身也产生了怀疑
，最终导致变法的失败。

　　王安石之所以犯下了这些滥用权力的错误
，固然有他个人性格的因素
，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掌握了不受约束的权力。

　　假如他的权力受到一些制约
，畏一点天变
，恤一点人言
，在每一条新法出台之前
，与反对派们辩论一番
，修改几稿
，非尽善尽美不能出台
，这样一来
，新法必会少很多漏洞。

　　同样
，如果王安石不能随意升黜官员
，让朝中留着几个像韩琦、富弼、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苏轼那样的建设性反对派的话
，一旦新法出了问题
，他们就会立刻指出
，迫使同时也是帮助王安石调整政策。

　　绝对的权力
，貌似对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利
，但最终却是害了新法和王安石。

　　熙宁变法的经验教训
，对当下依然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

　　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的观点
，固然可作为鼓励人们大胆改革、勇于创新的号角
，但在改革过程中应该是
，该畏的还是要畏
，该恤的还是要恤。

　　而且
，应该在制度上建立畏和恤的机制
，以保证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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