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记原文译文以及鉴赏,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逆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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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墓碑记原文译文以及鉴赏
五人墓碑记
张溥 〔明代〕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
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逆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
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
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
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
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
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
中丞匿于溷藩以免。
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
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
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
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
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译文
(墓中的)五个人,就是当周蓼洲先生被捕的时候,激于义愤而死于这件事的。
到了现在,本郡有声望的士大夫们向有关当局请求,就清理已被废除的魏忠贤生祠旧址来安葬他们;并且在他们的墓门之前竖立碑石,来表彰他们的事迹。
啊,也真是盛大隆重的事情呀!
这五人的死,距离现在建墓安葬,时间不过十一个月罢了。
在这十一个月当中,大凡富贵人家的子弟,意气豪放、志得意满的人,他们因患病而死,死后埋没不值得称道的人,也太多了;何况乡间没有声名的人呢?唯独这五个人声名光荣显耀,为什么呢?
我还记得周公被捕,是在天启七年农历三月十五日。
我们社里那些道德品行可以作为读书人的表率的人,替他伸张正义,募集钱财送他起程,哭声震天动地。
差役们按着剑柄上前,问:在为谁悲痛?大家不能再忍受了,把他们打倒在地。
当时以大中丞职衔作应天府巡抚的是魏忠贤的党羽,周公被捕就是由他主使的;苏州的老百姓正在痛恨他,这时趁着他厉声呵骂的时候,就一齐喊叫着追赶他。
这位大中丞藏在厕所里才得以逃脱。
不久,他以苏州人民发动暴乱的罪名向朝廷请示,追究这件事,杀了五个人,他们是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就是现在一起埋葬在墓中的这五个人。
然而,当五个人临刑的时候,神情慷慨自若,呼喊着中丞的名字骂他,谈笑着死去了。
砍下的头放在城头上,脸色一点也没改变。
有位有名望的人拿出五十两银子,买下五个人的头并用木匣装起来,最终与尸体合到了一起。
所以现在墓中是完完整整的五个人。
唉!当魏忠贤作乱的时候,做官的人能够不改变自己志节的,偌大的国家,能有几个人呢?但这五个人生于民间,从来没受过诗书的教诲,却能被大义所激励,踏上死地也不回头,又是什么缘故呢?况且当时假托的皇帝的诏书纷纷传出,追捕同党的人遍于天下,终于因为我们苏州人民的发愤抗击,使阉党不敢再株连治罪;魏忠贤也迟疑不决,畏惧正义,篡夺帝位的阴谋难于立刻发动,直到当今的皇上即位,(魏忠贤畏罪)吊死在路上,不能不说是这五个人的功劳呀。
由此看来,那么如今这些高官显贵们,一旦犯罪受罚,有的脱身逃走,不能被远近各地所容纳;也有剪发为僧,闭门不出,或假装疯狂不知逃到何处的,他们那可耻的人格,卑贱的行为,比起这五个人的死来,轻重的差别到底怎么样呢?因此周蓼洲先生的忠义显露在朝廷,赠给他的谥号美好而光荣,在死后享受到荣耀;而这五个人也能够修建一座大坟墓,在大堤之上立碑刻名,所有四方的有志之士经过这里没有不跪拜流泪的,这实在是百代难得的际遇啊。
不这样的话,假使让这五个人保全性命在家中一直生活到老,尽享天年,人人都能够像奴仆一样使唤他们,又怎么能让豪杰们屈身下拜,在墓道上扼腕惋惜,抒发他们有志之士的悲叹呢?所以我和我们同社的诸位先生,惋惜这墓前空有一块石碑,就为它作了这篇碑记,也用以说明死生意义的重大,(即使)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于国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
几位有声望的士大夫是:太仆卿吴因之先生,太史文文起先生,姚孟长先生。
创作背景
本文写的是明末天启六年(1626)三月苏州市民反抗阉党的斗争。
赏析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
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
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
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
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
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
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
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
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
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
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
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
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
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
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
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
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
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
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
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
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
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
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
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
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
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
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
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
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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