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内务府里边的水有多深,但领导也不是那么好当,官越大,管的人越多,要协调的人际关系就越复杂,背着的压力业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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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内务府里边的水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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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内务府的水有多深?皇帝吃个鸡蛋比老百姓贵10倍,没人敢揭穿。
但凡中国人,都有官本位的思想,谁都渴望当领导,为了这个目标每个人都不断奋斗。
但领导也不是那么好当,官越大,管的人越多,要协调的人际关系就越复杂,背着的压力业非常大。
就好像现在的二十岁出头的职场人,总想着自己当老板,没人约束多好,想什么时候上班就什么时候上班。
就跟古代的的人想当皇帝一样,觉得皇帝权力大,老婆多,想怎样就怎样。
其实皇帝这份差事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风险高、工作量大,光是后勤报销这事,就很难去核对。
如果你问皇帝每个月的伙食开销是多少,估计连皇帝自个儿也不清楚。
皇帝吃贵鸡蛋
根据留下来的食堂账本统计,明代万历皇帝的伙食费开支,每个月是480两白银,折合人民币是15万,一个月吃了15万伙食费,这个数量是相当惊人。
到了清代,这个费用更是飙升得无法想象,皇帝溥仪每年光吃肉要消费一万斤,家禽3000只,伙食费达到恐怖的20万两白银。
万历皇帝比较懒,有30年不上朝的记录,对财务问题不上心可以理解,溥仪正是上幼儿园的年龄,居然能吃这么多,也是奇事。
清代上班时间从凌晨5点开始,大臣们为了不迟到,每天起得都比鸡还早。
有一次乾隆就问早早来上班的大臣,吃早餐了吗?大臣说吃过了。
乾隆又问都吃了什么早餐?大臣说家里不富裕,就吃了几个鸡蛋。
乾隆一听非常生气,说十两银子一个鸡蛋,我都不敢吃这么多,你还哭穷?大臣一听了解有人搞鬼,又不好说什么,就说自己家买的都是残次品,比较便宜,吃不起质量好的。
乾隆才释怀,安慰大臣说以后会涨工资的,别急。
到了光绪时期,宫廷鸡蛋的进货价已经是三十两银子一个,而市场上才卖四个铜板一个。
光绪帝又喜欢吃鸡蛋,每年要吃掉上万两白银。
有一天光绪跟翁同酥闲聊,说鸡蛋很好吃,就是太贵了,翁老师吃得起吗?翁同酥不好直言,就说过年的时候才买,给孩子们解馋。
无论是乾隆还是光绪,都以为鸡蛋是高档消费,其实是内务府故意把进货价拔高,从中牟利。
领导也没辙
道光皇帝非常节俭,每年全部生活支出,还不及后来慈禧太后的一半。
皇帝节俭,后勤部门就清汤寡水,官员就想着如何开发生财之道。
时间一长,道光皇帝觉得不对劲,就想着搞下调研。
有一天开早会,道光皇帝突然问军机大臣曹振庸,家里平常做饭是谁买菜?曹振庸了解道光最赏识艰苦奋斗的干部,就说自己平时下班就上市场去买菜。
这确实是实话,曹振庸不但自己买菜,还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跟菜农吵架。
道光接着问他,鸡蛋多少钱一个?曹振庸可是老江湖,情商很高,心想后勤都是皇帝的身边人,自己岂能掺和,就借口说自己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大夫叮嘱千万不能吃鸡蛋,所以家里一直没敢买鸡蛋。
道光上任前,曾经在一家小吃店吃过一碗汤面,觉得实在是好吃,一直念念不忘。
登记后道光就指示伙食可以多弄些汤面,不用太多讲究,想把伙食费用降下来。
第二天后勤的内务府递上一份报告,建议设立汤面管理处,选派干部挂帅,修建厨房一所,增加编制人员若干,拨付筹办经费六万两,每年还要一万五千两银子运营。
道光一看差点晕过去,这么大的动作还不如直接到外面去买,内务府的人却说那家店已经关门了,道光只好认栽。
有一次咸丰皇帝的书房门坏了,后勤部门的意见是换个新的,咸丰说修一下就行了。
门修好了,报销单据上写着5000两,咸丰非常生气,立即要求彻查此事,绝不姑息。
可查了好几圈,结果出来了,是新来的官员经办的,业务不太熟悉,加上第一次给皇帝办事,心情难免紧张,手一抖把50两写成5000两。
既然领导还有点专业知识,后勤部门着实小心谨慎,但领导也不可能事事都查,时间一长依然还是老样子。
光绪与慈禧太后关系微妙,乘老佛爷六十大寿,定做了手镯作为生日礼物,以示忠心。
内务府的总管庆宽是经手人,报销了四万两白银。
光绪问怎么这么贵,庆宽说太后看过很高兴呢,这事让光绪很不爽,想要除掉这个蛀虫。
恰好此时庆宽通过包揽慈禧寿辰庆典的采购,中饱私囊,被同事揭发,光绪顺势撤掉了庆宽一切职务。
但两个月后,吏部班子开会研究干部任免,大家一致推荐庆宽担任江西盐业专卖局一把手,十足的肥缺。
光绪很无可奈何,从此不再过问后勤之事。
制度约束人性
慈禧当政那几年,是清代最为腐败的时期,因为慈禧本身就喜欢敛财,收礼少不了帮手,鼓励报销就成了她挑选忠于自己的大臣的方式,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有一回后勤出去采购了100个皮箱,每个箱子报销六十两银子。
军机大臣阎敬铭自己当过基层人员,了解里面有猫腻,便悄悄告诉慈禧,市场上的皮箱每个不超过六两,很明显内务府虚报账目欺骗领导,要彻查此事。
慈禧一听,连连摇头,说别听人家乱说,哪有这么便宜。
阎敬铭以为领导不了解行情,就说自己前天才买了一个,还是名牌的,不过几两银子,要是集中采购更便宜。
慈禧这下不高兴了,说你能耐,给你半个月时间,帮我买100个便宜的箱子,办不成你负责。
阎敬铭说没问题,第二天兴冲冲就带着钱上街买箱子,却发现所有的箱包店都没开门,好不容易敲开一家店,老板告诉他,宫里发话说所有箱包店停业整顿半个月,如有违反立即查封。
阎敬铭心想还不信邪了,写了一封信给天津道台,请他代购100个皮箱快递过来。
半个月过去天津那边音信全无,送信也不见踪影。
后来阎敬铭才了解,有人塞给送信的一千两银子,让他滚远点,不然小命不保。
你看,内务府这些官员都是坏掉吗?其实不然,这些官员都是经过层层选拔,品德不会有大瑕疵,业务更不可能不精通。
但是在清代,内务府就是最腐败的部门,是腐败分子的温室,许多官员勾结成串,形成一个网络,连皇帝也没辙。
其实原因也很明显,就是内务府缺少一个刚性的制约制度,在皇帝身边工作,其他部门巴结都来不及,谁还敢去监督?内务府人员多达3000人,皇帝一个人也监管不来。
这就是人的本性,人是理性动物,趋利避害是人性的选择,本质上无所谓好和坏,这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原因。
当获取丰厚利益的机会无处不在、暴露的概率又很低,人就可以选择利益为上。
虽然道德约束可以改良人性,但却不像制度和工具那样直接和有效。
好的制度就是这种工具,不试图改变人性,而是承认人性的现实,科学设计诱导人们弘扬正能量,克制贪念,主动当一个好人。
历史启示我们,坏人是坏制度惯出来的,好人是好制度约束的,与其寄托于发现好人,不如下功夫在建立制度上,形成机制,这才是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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