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和百姓为何不愿意打官司，古代不是谁想告状就能告状的，如果想告状就能告状，那官员一天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就在衙门等着接状子了，这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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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和百姓为何不愿意打官司
在明清，打官司的流程是怎样的?为何官员和百姓都不愿意打官司?下面达达搜探秘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首先，第一道程序是"放告"，就是允许老百姓告状。
古代不是谁想告状就能告状的，如果想告状就能告状，那官员一天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就在衙门等着接状子了，这不现实。
同时，官府也不想助长百姓告状的氛围。
所以，官府接受百姓诉状是有时间限制的，要么是逢五逢十，要么是逢三逢八，各地不同。
在这几天衙门打开，允许百姓告状，称为放告。
一般每个月只有几天放告，同时照顾到农业生产，农忙时节不放告。
比如五月、六月、九月、十月，大家都忙着田里的活，不允许告状，节假日也不放告。
所以算下来，一年真正允许老百姓打官司的也就四五十天，万一碰上刮风下雨下冰雹或者是官员公出、新旧交接，又得减去几天，老百姓真正能打官司的时间也就三十多天。
当然，恶性刑事案件不受放告限制，随时可以告状。
比如，大街上有江洋大盗拿着大刀斧头群殴，又比如某处发现无名尸体，这种事情官府要随时处理。
官司要从下往上，一层一层打，要去归属地的州县告状。
知县、知州拿到状子，收还是不收，是有讲究的。
兄弟分家产，知县不收;夫妻闹离婚，知县一般也不收;邻里矛盾，知县还是可能不收。
大多数案子，州县官员是不会收下状纸，也就是说是不予立案的。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基层官员的工作压力很大，客观上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太多的案子。
尤其是明清以后人口暴增、资源紧缺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增多，诉讼案件与日俱增。
乾隆年间，汪辉祖在偏僻的湖南宁远县担任知县，每年收到的诉状超过一万张，更不用说经济发达地区的基层官员了。
审案几乎占去了州县官员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他们不可能什么案子都接，都劳神费力去处理。
而老百姓闹到官府的纠纷，绝大多数是民事纠纷，很少有刑事案件。
民事纠纷又集中在两类，第一类是财产纠纷，商品买卖、争夺田地、分割遗产、子嗣过继，等等;第二类是感情矛盾，离婚、通奸、私奔，等等。
古代基层官员认为官府不便于硬性介人这些民事纠纷，况且很多事情不道德，很害臊，家丑不可外扬，完全可以找族长，找乡绅来解决。
甚至可以当场劝解，让原被告双方协调出一个解决方法来。
官府就这样把大多数案子推给了社会力量来化解。
其次，基层官员在主观上对告状的百姓有贬低、排斥心理，要打击兴诉、健讼。
普通百姓可以把纠纷摆到衙门大堂上去理论，前提是他必须承受书吏、差役等群体的骚扰、侮辱和勒索。
他必须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心理准备，除了心理磨难，打一场官司就要扒一层皮，而且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还不一定有明确的结果，所以，只有被逼上绝路、真正绝望的人才会到衙门口打官司。
他不打官司就活不下去了，这才鼓足勇气去诉讼。
从这一点判断上延伸开来，官员也好、旁观者也好，如果不是判断一桩案子的当事人走投无路、生活难以为继了，那么他们就会判断这个当事人是故意打官司，图谋什么东西。
这样的人，不是"刁民"是什么呢?所以，在古代司法制度的大环境中，人们对兴诉、健讼的人没有好感。
这是政治制度层面的逻辑结果。
如果知县、知州判断这个案子不可能推给社会力量化解，必须由官府出面，同时认定告状之人不是狡猾的刁民，他就会收下状纸。
这叫作"挂号"，案子在官府记下了。
这是第二道司法程序。
第三道程序是"发差"。
官府派差役去拘传原告、被告、相关人等，或者搜集证据。
第四道程序是差役在官府规定的期限内，把相关的人证、物证调齐，把差事注销，叫作"销差"。
这两个程序是差役们上下其手、营私舞弊，吃完被告吃原告的时候，也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遇到刑事案件，官员往往亲自出马，带领仵作、差役、幕僚等亲临现场查勘，传问人证，搜集各种证据。
第五道程序是"过堂"，审问相关人等，官员进行判决。
过堂有了结论，官员要把相关情况写好案卷，附上证词、证据，如果有人证还要看管好人证备查。
一般情况下，民事案件和笞、杖刑案件，州县官员就判决生效(审结)了，司法案卷留着备查就行。
徒刑及以上的案子，州县官府没有权力审结，必须把案卷、人犯押送到知府衙门，进行第二级审讯。
州县是第一个审级，叫初审。
知府衙门是第二个审级。
知府再审，判断没有问题了，报给道台;如果有问题，发回县衙门重审。
道台和知府一样，也是复核一遍，没有问题，发给按察使。
按察使的复审，是第三个审级。
他可以审结徒刑案件，不用再上报，流刑死刑案子必须上报巡抚或者总督。
巡抚和总督有权力决定流刑的判决，但需要把流刑判决上报中央刑部备查。
死刑判决，督抚还需上报刑部，特别重大的案子要直接上报皇帝。
案子到了中央刑部后，就进入了最高审级。
刑部要对死刑案件从头进行复核，往往会调阅地方的案卷，还会要求押解人犯到京受审。
死缓的就归入监候，立刻执行的归入立决，报皇帝裁定。
死刑立决的案子并不多，大量案子都判了监候。
监候不是说不执行死刑了，而是留到秋天进行"秋审"。
秋审由刑部秋审处负责，秋天的时候把历年积压下来的死缓人犯、案卷，全都拿到天安门前面排开，一个一个审问。
死缓案子最终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种是确定为死刑，归入"情实"，推出天安门西边的虎门。
第二种是觉得案件还有疑点，归入"可疑"，留待第二年再秋审。
第三种是"可矜"，指的是犯人罪有应得，情有可原。
可矜的犯人可能减等处理，改判流刑或者充军。
第四种是罪犯的确得判死刑，但他是九代单传，如果把犯人杀了不合适，就归入"留养"。
留养的犯人可能减等处理，并增加附加刑。
秋审判决，大多数监候案件都会归入"可疑"，继续关押，再推给下一次秋审。
有的死缓犯人，可能坐了二三十年的大牢，最后遇到大赦而出狱。
如此反复，也是为了凸显司法中的道德色彩。
特别重大的案件，皇帝一般会组织三法司会审。
三法司确定后，立决的由皇帝勾决。
这样的设计，赋予不同的审级不同的权力。
死刑要经过七道审讯，在程序上是非常严密的。
中国古代社会对司法其实是排斥的。
大家觉得打官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有事尽量不要往官府跑。
官员不愿意老百姓打官司，多一桩官司就证明有一群老百姓没有教化好，是官员工作不力的表现;多一起诉讼就证明统治不像预想中那么平稳顺滑，有矛盾、有冲突，每一起诉讼都暴露出行政治理的一个问题。
更何况，万一遇到了疑难杂案，迟迟难以审结或者审判错误，官员会将自己的政治前途也搭进去。
古代很少出现恶性刑事大案，一旦发生了，整个地方都会轰动，上级官府会施加极大的破案压力。
在清朝，死刑案件州县官府要在三个月以内审讯完结，如果是特别重大的刑事案件，死亡多人，州县官府必须在两个月内审讯完结。
逾期就要处罚官员，逾期越久，官员的处罚就越重，直至革职留任，破案后再做处理。
多少冤案，就是在巨大的破案压力下产生的。
老百姓也不愿意打官司。
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打官司都得到监狱里走一趟，因为随时要准备受审。
万一案子审个十天半个月，不但没了正常收入，而且还要给牢头和狱霸送礼行贿。
过堂的时候，上上下下又要打点。
县官老爷得贿赂，不然担心他动刑，或者做出不利的判决;差役也得贿赂，不交钱的话要受皮肉之苦;书吏还要贿赂，不交钱的话他把你的案子往后拖，八月初一"挂号"，十月初一才"过堂"，你要在监狱里待两个月。
如果行贿了几两银子，他可能八月十日就安排过堂了。
老百姓不愿意打官司的另一个原因是精神受辱。
古代司法案件，相关人等都要羁押，随时候传，有家不能回，受尽差役、狱卒的侮辱。
更何况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王五成了张三和李四案的证人，王五说话，总会得罪一个人，得罪了一个人就意味着得罪了他整个村子的人，得罪了他整个宗族的人，所以老百姓不愿意牵涉到案子里去。
很多时候，差役发差，到村子里一看，整个村的人都跑光了，找不到一个证人。
万一碰到了人命大案，县官带着一大帮人到村子勘察，翻墙倒柜，能把半个村子都指为现场，半个村子│的人都回不了家。
差役们说你家房间是第一现场，那你就回不了家了，他说四邻都有嫌疑，所有的人都得抓回去。
所以碰到杀人案，村民宁可把尸体移到邻村去，也不能让人去报案。
有的当事人，官司打了一半，坚持不下去了，要撤诉，他还得行贿送礼，给差役和书吏"息诉钱"或者"和解钱"。
所以，一般人不是被逼上绝路了，是不会打官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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