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长达30年不上朝,此时,万历皇帝已经25年没上朝了,在群臣激愤之中,他不得不走出来,见了朝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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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长达30年不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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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年,张差拿着木棍,闯入太子住所,打伤守门太监,还嚷着要刺杀太子。
此时,万历皇帝已经25年没上朝了,在群臣激愤之中,他不得不走出来,见了朝臣。
万历皇帝,是明朝的第13位皇帝,即明神宗朱翊钧。
他是明朝最特殊的皇帝,整整28年没上过朝。
在躲避朝臣的第25年,因为太子遇刺,他在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出来接见了朝臣。
这个事件,又被称之为梃击案,也被称为明朝末年的三大疑案之一。
这件事的背景是这样的。
皇后没有儿子,万历皇帝偏爱郑贵妃,便要册立郑贵妃的儿子,即三皇子朱常洵为太子。
但大臣们都不同意,要求以长子为尊,应该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明朝的皇帝,都比较听大臣的意见。
最终,朱常洛就当上了太子。
但没多久,也就是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一个叫做张差的人,拿着木棒闯入了太子的住所,打伤了守门太监,还囔囔着要去刺杀太子,最终被太子的近侍逮捕了。
审问之下,张差交代自己是被两个庞保、刘成两个人引进宫的,并且交代,只要他拿着棍子打倒一个穿着黄袍的人,下半辈子的吃喝就不愁了。
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
合理推论,郑贵妃夺太子之位不成,便想要杀人灭口。
群臣激愤,大家都开始上奏,要求处置郑贵妃,以谋杀太子之罪处死。
当时的万历皇帝,本来都不想搭理政务,但问题是,这件事涉及到了国本之争,如果他再不出面,基本上等于释放信号:我要改立太子!
一边是宠妃,一边是太子。
这件事,朝臣们都没有权限来处理,于是乎,躲避朝堂整整25年的万历皇帝,只能站出来处理这件事。
不过,他没有处置郑贵妃,还对她说:你去求太子吧!
《明史列传》:其后梃击事起,主事王之寀疏言张差狱情,词连贵妃宫内侍庞保、刘成等,朝议汹汹。
贵妃闻之,对帝泣。
帝曰:外廷语不易解,若须自求太子。
贵妃向太子号诉。
贵妃拜,太子亦拜。
而太子一听,父皇显然不想要处理贵妃,于是,他马上表态,不想要大动干戈。
最终,梃击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过错全归到张差和两个太监的身上。
处理好家务事,万历皇帝就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25年没有上朝的万历皇帝,拍了拍太子的肩膀,对群臣说:你们放心,太子的地位绝对不会动摇。
太子也很上道,连忙表示:罪魁祸首是张差和两个太监,如今已经处死了他们。
连当事人都不追究了,群臣也没有道理发脾气。
就这样,一场谋杀太子的大案,就这样草草解决了。
在任何朝代,谋杀太子都是天大的事,所以,后世很多人猜测,这件事是否是郑贵妃所为,亦或者是太子自导自演?
事情的真相,我们已经无从得知。
不过,这样一件小事,我们也能看出,哪怕25年不上朝,万历皇帝依然能够把朝臣玩得团团转,依然能够巧妙实现自己的目的。
由此可知,这个不上朝的皇帝,绝非庸碌之辈。
那么,问题来了。
万历皇帝有手段、有见识、有胸怀,他为什么不上朝呢?他不上朝之后,又是如何把控朝政的呢?
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皇帝一直以懒政、怠政闻名。
但最开始的他,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人。
朱翊钧6岁被立为太子,10岁登基为帝。
登基后的前10年,他一直兢兢业业,在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监督下,天蒙蒙就起床,听儒臣讲经,然后学习史书,听朝臣上奏。
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如果时间停留在这里,那么,能比朱翊钧还要勤奋的,可能只有开国皇帝朱元璋了。
朱翊钧不仅勤奋学习,处理朝堂也是一把好手。
他大力支持张居正改革,改善明朝经济,也改良了党争的混乱局面。
当然了,随着年龄逐渐增大,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有了不小的意见。
张居正是内阁首辅,皇帝老师,又和司礼监是同盟,尽管不曾危害国政,但在很多事情上常常忽略了万历皇帝的感受。
帝王权威是不容冒犯的。
朱翊钧很不爽,但他没有发脾气,而是一次与又一次嘉奖张居正。
太后有时候也会忽视朱翊钧,因为每次有大事,太后都会问朱翊钧: 使张先生闻,奈何?(取自《明使》)
由此可知,从10岁开始,朱翊钧就生活在老师张居正的阴影之下。
万历十年,朱翊钧迎来了性格上的巨大转变,因为这一年,张居正去世了。
老师去世,朱翊钧终于可以亲政了。
而上台之后,他性格大变,骤然翻脸,直接剥夺了张居正的一切荣誉,还查抄其满门。
在朱翊钧心中,只要清算掉老师张居正,就能建立起自己的帝王权威。
然而,他错了。
虽然,亲政后,他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平定了西北、西南和朝鲜边境,但他也发现,朝堂上的尔虞我诈,数不胜数。
最初,他清算张居正,本意是想要自己掌控局面,结果,受益的却是另外一批文官。
这些人,借着打倒张居正的名义,背地里谋取自己的利益。
因为这些人,朱翊钧对朝堂很失望,也产生了倦怠之意。
后来,另外一件事的发生,直接让他萌生了退意。
这件事,就是立太子之事。
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想要册立郑贵妃的儿子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可朝臣们纷纷以祖制、国本等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朱翊钧不愿意,但又没办法不顾朝臣们的意见。
于是,他选择了拖字解决。
与此同时,勤勉政务的朱翊钧,也整日开始流连酒色,身体每况愈下。
到后来,他直接以身体原因为由,心安理得地罢朝。
但在群臣的压力下,朱翊钧的拖字没有奏效。
万历二十九年,他被迫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此时的万历皇帝,已经进入了完全消极懈怠的状态。
他的这种怠政治,被后人称为六不做,即:
不郊,不亲自郊祭天地。
不庙,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无视臣民的诉求。
不朝,不上朝,不主持朝廷会议,就算大臣跪宫门也不予理会。
不见,不接见大臣,一般的官员根本见不到皇上,台省各路官员更是二十几年没见过天颜。
不批,不批示大臣的奏章。
明朝大臣不轻易上奏,除非有急事。
而万历皇帝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将大臣的奏章留中。
不给批示,事情就完全办不了。
不讲,不参加经筵讲席。
经筵本来是为皇帝专门设置的讲席,由大学士等人每日为皇帝讲经史,探讨治国理念。
但这万历皇帝连朝都不上了,自然也就不参与经筵讲席了。
因为他长年累月的六不作风,朝廷各个党派林立,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派别众多,有的官员位置更是空缺许久。
但即便如此,万历皇帝一朝,并没有让大权旁落。
皇帝真正的权威,依然掌握在万历自己手中。
而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万历皇帝多么厉害,而要感谢明朝的制度。
其一,完善的内阁制度和司礼监制度。
明朝的上传下达,是通过两个制度完成的,即内阁制度和司礼监制。
内阁的官员,是由皇帝选派的,负责将向上帝奏报,写意见,相当于皇帝的智囊团。
一般来说,皇帝不需要自己想解决方案,只需要对内阁官员的意见给出批示就行,也就是所谓的批红。
朱元璋在位时,为了能够完成批红,经常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明成祖感觉,皇帝这样过劳实在不行,就搞出了司礼监。
即由翰林院大学士,教会太监识文断字,然后太监们帮着皇帝搞朱批。
为什么非要由太监来做这件事情呢?
主要还是因为太监的身体特殊,他们没有后代,容易被人瞧不起,就更能够忠心为皇帝办事。
在这两种制度下,如果要掌控朝政,那么这批人不仅要掌控内阁,还需要掌控司礼监。
而这二者,基本不可能达到。
一个是属于官员外部系统,一个是宫内系统。
一件事情要想通过去执行,就要必须要有批红和皇帝的盖印。
因此,虽说万历皇帝不上朝,但朝政的上传下达,他完全可以通过这两项制度基本控制。
其二,不上朝,不见臣子,不等于不理朝政。
万历皇帝不上朝,不怎么接见臣子,并不等于他不理朝政。
事实上,自从张居正死后,内阁的首辅就出现了频繁更换的局面,张四维、申时行、王锡爵、王锡爵、沈一贯……
里面干不到一两年的人,大有人在。
首辅频繁更换,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掌控内阁,最后受益的自然是皇帝。
而且,自从张居正去世后,内阁首辅中就再也没有人和司礼监混成同盟。
万历皇帝,牢牢地把司礼监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如果发生什么大案子,必须由皇帝出面才能解决时,万历皇帝一定会自己站出来主持,梃击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样一来,朝廷党派虽然林立,但谁也没办法真正做大,更无法夺走皇帝的实权,真正的大权还是在皇帝自己手中。
只不过,随着万历皇帝不上朝的时间越来越长,明廷也逐渐混乱衰落。
真正的有识之士,对万历皇帝的行为深感失望,接连辞职的不在少数。
万历四十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万历四十一年吏部尚书赵焕也 拜疏自去。
深处朝廷之中的人,经常上奏得不到回应,官员空缺也没办法及时补上,有时候一个县令要当两个用。
《明史》:至是六科只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只五人,一人领数职。
在外,巡按率不得代。
六部堂上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
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与哀诉。
诏狱囚,以理刑无人决遣,家属聚号长安门。
职业尽弛,上下解体。
万历四十六年,当努尔哈赤征讨大明王朝,明军溃败,万历皇帝依然不管不顾不上朝,沉醉在他的花天酒地之中。
也正是因为他,大明王朝活生生由盛转衰,走向了灭亡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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