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教育、政治等方面，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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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教育、政治等方面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人，一说怀州修武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
唐代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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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
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
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
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
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
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
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主要成就
文学
韩文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
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时人有韩文之誉。
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
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
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
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
韩愈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
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
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
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
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
在封建社会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
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
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说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
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
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
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
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
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
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
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愈以是得狂名。
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
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
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
例如《杂说》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
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
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
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
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
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
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
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
《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
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
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
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
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
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
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
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
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
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
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
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
姚范以为他人无此。
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
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
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
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
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
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
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
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
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
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
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
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
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
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
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
他在《寄李翱书》中，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是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
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
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
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
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
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
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
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
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
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
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韩诗
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
韩愈多长篇古诗，其中不乏揭露现实矛盾、表现个人失意的佳作，如《归彭城》《龊龊》《县斋有怀》等，大都写得平实顺畅。
他也有写得清新、富于神韵、近似盛唐人的诗，如《晚雨》《盆池五首》，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但是，韩愈最具独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则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著称的诗作。
他少小尚奇伟(《县斋有怀》)、搜奇日有富(《答张彻》)，天生一种雄强豪放的资质，性格中充溢着对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冲动，而他一再提倡的养气说，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养的同时增添了一股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发而为诗，便是气豪势猛，声宏调激，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
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场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审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现出一种怨愤郁躁、情激调变的怪奇特征。
韩愈诗风向怪奇一路发展，大致始于贞元中后期，至元和中期已经定型。
贞元、元和之际的阳山之贬，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极大地加剧了韩愈的心理冲突，另一方面将荒僻险怪的南国景观推到诗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韩愈诗风大变的重要条件。
他在这一时期写的《宿龙宫滩》《郴口又赠二首》《龙移》《岳阳楼别窦司直》《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等诗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荡、惊怖、幽险、凶怪的词语，诸如激电、惊雷、怒涛、大波以及出没的蛟龙、悲号的猩鼯、森然可怖的妖怪、 鬼物，都辐凑笔端，构成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意象。
在诗歌表现手法上，韩愈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用写赋的方法作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力尽而后止。
《南山》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全诗102韵，长达一千多字，连用七联叠字句和51个带或字的诗句，铺写终南山的高峻，四时景象的变幻。
令人读来，虽觉十分详尽，却又颇为烦琐。
再如那首著名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极写一场山火的强猛酷烈。
这是一种超乎常情的创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
怪怪奇奇，戛戛独造，乃是韩愈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追求目标。
但韩愈为诗的新的特点，还不是表现于这类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为诗的一些篇什。
如《山石》《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
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
因此，叶燮《原诗》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
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教育
韩愈三进国子监，任博士一职，后又任国子监祭酒。
他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世和提携人才的文章。
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
思想
韩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
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韩愈。
他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实就是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
政治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
对于韩愈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学者郭预衡指出：韩愈《平淮西碑》的主要倾向是反对藩镇割据，而歌颂平叛的胜利;赞扬主战派，而批评主和派，认为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坚定立场，不应因为碑文少写了李愬之功便加以贬低，而且他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还不仅表现在平定淮西的一时一事，他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都贯穿着这个思想。
史学
唐人称韩愈有史家的笔力，他撰有《顺宗实录》5卷，是韩愈在韦处厚所撰3卷《顺宗实录》基础上改写而成，他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好佼，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
从实录可看出他对宫市之斥责，对盐铁使进奉的批判，对京兆尹李实罪行的揭露等等，说明表状所言，符合实情。
《顺宗实录》送呈以后，受到不少人激烈反对，原因是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二人上前屡言不实。
于是累朝有诏改修。
文宗令路隋等重新改写，几经曲折，终于遵照旨意，将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详正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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