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发生后
，宋神宗左右为难的根源在于：新党要置苏轼于死地，且拿出了各种证据，但是另一方面，许多朝中大臣都站出来为苏轼求情，那么究竟是“于情”还是“于理”，这是让宋神宗颇感为难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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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发生后

　　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
，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
，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
，用语暗藏讥刺朝政
，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
，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
，御史台中有柏树
，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
，故称御史台为乌台
，亦称柏台。

　　乌台诗案由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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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台诗案是一场非常标准的文字狱
，受到牵连者众多
，它从一开始就被炒作成为一场敏感的政治事件
，也让当时的皇帝宋神宗左右为难。

　　宋神宗左右为难的根源在于：新党要置苏轼于死地
，且拿出了各种证据
，但是另一方面
，许多朝中大臣都站出来为苏轼求情
，那么究竟是于情还是于理
，这是让宋神宗颇感为难的一点。

　　这不是简单的宋神宗想不想杀苏轼的问题
，而是两个政党以及皇帝之间的博弈。

　　宋神宗想杀苏轼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偏偏有一群人在他耳边请求他不要杀
，又有另一群人在他耳边请求杀掉苏轼
，究竟杀还是不杀
，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极有可能掀起一场政治地震。

　　乌台诗案背景

　　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
，但是却让朝廷分成了两个党派。

　　一个是支持变法的元丰新党
，一个是保守的元祐旧党
，王安石的变法从一开始就遭到来自守旧官员的反对
，苏轼并不全然反对王安石变法
，但是对变法内容中的青苗法、食盐专卖法表示反对。

　　在当时的形势下
，朝廷中绝大多数官员都不支持王安石
，为了使自己的变法顺利进行
，王安石被迫启用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这些个人品格多有问题的官员
，同时对保守派官员多有打击
，苏轼就在其列
，当时新旧两党之间的对立情绪十分严重。

　　而乌台诗案正是这种对立情绪的爆发。

　　劝杀派

　　乌台诗案最初是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时
，写了一篇奏折《湖州谢上表》给宋神宗
，表示对神宗的感谢。

　　但是直到七月
，御史台才开始弹劾苏轼
，这其中究竟经历了什么变故
，恐怕是有心人在其中操作的结果。

　　御史台的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从这篇奏折里挑选了一句话弹劾苏轼
，即苏轼在《湖州谢上表》里写的：陛下知其愚不适时
，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
，或能牧养小民。

　　御史官员们抓住新进、生事两个字眼弹劾苏轼妄议朝政
，攻击朝廷
，其中的新进被解释为新启用的变法人士
，生事则是说他们改变祖宗之法
，滋生事端
，其实就是在隐晦但又明确的表示自己和变法派的立场问题。

　　神宗很快做出批示
，要求对这件事严查
，苏轼当即从湖州被押解回到都城拘押在御史台。

　　很快御史官员们就从苏轼的诗歌中找到更多讥讽朝政的证据：在《山村五绝》里苏轼写赢得儿童语音好
，一年强半在城中
，被苏轼承认是抨击青苗法
，其依据是青苗法是一种宋代国家贷款政策
，在每年的春夏之际由各地官府贷款或贷粮给农民。

　　由于在最开始执行的过程中
，发生过官府把粮仓里的粮食一股脑全贷出去
，结果到了灾荒之年无粮赈灾。

　　因此规定必须要留一半在粮仓中
，而苏轼此诗句中的一年强办在城中就和青苗法扯上了关系。

　　此外
，在《山村五绝》组诗其三中
，苏轼又写岂是闻韵解忘味
，迩来三月食无盐
，后来苏轼承认这是在抨击食盐专卖法
，这是因为当时盐法普遍存在价贵质低的现象
，因此很多百姓都不愿购买这种食盐。

　　凡此种种
，苏轼最终都选择了承认
，御史台在收集了大量有关于苏轼抨击、非议朝政的证据后
，就开始向宋神宗上奏请求处死苏轼。

　　但当时大理寺给出的审判结果是当徒二年
，会赦当原
，这对李定等新党人士来说当然是极为不满的。

　　苏轼在当时已经颇有名气
，李定他们正要借此机会对旧党进行打击
，所以当大理寺的审判结果出来后
，李定等人继续上奏说所怀如此
，顾可置而不诛乎。

　　意思就是苏轼做的这些事情影响非常不好
，不杀不足以平息事端。

　　但根据大理寺的审判结果
，苏轼原本只需要被流放两年即可
，但当时宋神宗发布了徒刑释之的赦令
，所以苏轼本来是可以避免被处罚的。

　　李定他们绕过大理寺的审判
，坚决要求处死苏轼。

　　劝免派

　　面对御史们咄咄逼人的气势
，当时的很多的大臣都参与到营救苏轼的行动中来
，这让本就犹豫不定的宋神宗变得更加为难。

　　宰相吴充向宋神宗上奏说：陛下以尧舜为法
，薄魏武固宜
，然魏武猜忌如此
，犹能容祢衡
，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如章惇、王安石都出面为苏轼求情
，这些大臣为什么如此积极地营救苏轼
，除了说当时苏轼的名声
，文采不错外
，还和宋代对士大夫的重视有关。

　　重文轻武的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风气

　　宋朝是典型的文官治国
，宋太祖赵匡胤还留下过遗嘱：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祖宗的誓言以及宋代的政治风气也是影响宋神宗做决定的一个因素
，在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
，除了皇帝不能轻易杀大臣以外
，大臣也不会让皇帝轻易杀人。

　　谈到这个风气
，就不得不谈谈发生在宋神宗身上的一件事。

　　据高文虎《蓼花洲闲录》就记载了宋神宗想要杀死一名小小的漕官
，却遭到反对的事情：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
，内批出令斩一漕官。

　　明日
，宰相蔡确奏事
，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
，今已行否?’确曰：‘方欲奏知。

　　’上曰：‘此人何疑?’确曰：‘祖宗以来
，未尝杀士人
，臣等不欲自陛下始。

　　’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

　　’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

　　’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

　　’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
，不做得也好。

　　’

　　可见在宋代那种士大夫被赋予极高的政治地位的背景之下
，宋神宗想要杀死一个小小的漕官都会引来大臣们的反对和议论
，何况要杀死苏轼这种重量级的文坛人物呢。

　　而且就内心来说
，宋神宗也不想杀死苏轼。

　　王安石隐居金陵时
，宰相王珪附和着旧党建议处死苏轼
，并以苏轼所做的一首诗歌《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为借口说苏轼有不臣之意
，宋神宗予以反驳说：诗人之词
，安可如此论
，彼自咏桧
，何预朕事。

　　新党人士章惇也在一旁解释说：龙者非独人君
，人臣皆可以言龙也。

　　可见当时的宋神宗就内心来说是不愿处死苏轼的
，再加上隐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奏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

　　再加上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预
，劝说宋神宗：昔仁宗策贤良归
，喜甚
，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盖轼、辙也
，而杀之可乎?

　　这件事说的就是宋仁宗当年对苏轼两兄弟的评价
，最终在多方人士的努力下
，宋神宗最终才没有杀苏轼
，仅仅以贬官黄州为处理结果
，最终制止了这一政治事件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没有演变为后来像车盖亭诗案那样波及政坛的政治事件。

　　即便如此
，也有三十多位官员受到牵连
，其中最严重的如驸马王诜被削除一切官爵
，苏轼的朋友王巩也被发配岭南
，苏轼的弟弟苏辙也被降职处理
，其它官员以司马光为首的都做出了相应处罚红铜二十斤的处理。

　　而这个处理结果对于李定等人来说肯定是大失所望
，而这件事对于苏轼的影响也是转折性的
，从此以后颇有一丝看破红尘的意思
，因此在黄州时自号东坡居士
，对世俗开始表现出淡泊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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