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都有文武大臣代表，还有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等等这些实际国策，也与李斯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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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都有文武大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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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开始，历史上每个朝代各选一个代表性的文臣和武将，怎么选?
秦朝，文臣李斯、武将章邯
以皇帝为核心的国家制度、以丞相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制度、以郡县为基础的地方行政制度，都是李斯积极操作的。
还有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等等这些实际国策，也与李斯密不可分。
所以，李斯必须是大秦帝国的第一文臣。
这些制度，在始皇帝之前的秦战国，已经有了成熟地实践。
所以，李斯自然不是从0到1的突破。
但是从1到100，把秦法秦制推广到当时的整个天下，也绝对算是奇迹。
武将第一，为什么不选蒙恬?因为蒙恬退场太早。
他曾协助李信灭楚，但灭楚失败。
后来，领兵三十万北却匈奴。
但这还不够。
大秦帝国最需要能战将军的时候，是大泽乡起义之后。
但蒙恬死了。
而这时候领衔担当的，是章邯。
陈胜的起义军已经打到咸阳边上了。
章邯临危受命，硬是把起义军怼出函谷关。
而且，出关之后，章邯再展帝国雄风，南平楚、北迫赵，又一次狠虐了一遍山东六国。
虽然巨鹿战败，但章邯是唯一挽狂澜于即倒的大秦武将。
而巨鹿之战，到底是项羽战神附体，还是章邯有意放水，真得不好说。
西汉，文臣贾谊、武将周亚夫
在西汉，你没法用功勋排位文臣。
如果按功勋，那必须是萧何、曹参。
萧规曹随奠定了大汉七十年的繁荣。
但，陈平也不差、张良更厉害。
陈平做治世丞相，怎么也比沛丰功勋更合适。
而张良则厉害到刘邦不敢用。
之所以是贾谊，是因为他为大汉转型提出了理论预见。
《治安策》堪称两汉第一雄文，汉武帝将国策由消极保守改为积极进取，基本就是按照《治安策》的预见去操作的。
主父偃建言推恩令，而推恩令完全就是贾谊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的实践版。
西汉的武将，非常厉害。
卫青、霍去病自不必说。
卫霍之后的赵充国，堪称战略级大师。
如果没有赵充国，西汉大概率搞不定羌人。
羌乱就不会从东汉开始，而会从西汉开始。
西汉最致命的一个危机，是七王之乱。
虽然七王之乱三个月就被平定了，但七王之乱也可能三个月灭掉西汉。
到那时候，中国很可能再次退回战国乱世。
所以，周亚夫平七王之乱的功勋，足以冠军西汉。
至于卫霍打匈奴，打不过就和亲认怂;打得过就威震草原。
但无论结果如何，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是变不了的。
匈奴不是后期的契丹、女真和蒙古，当时完全没有征服中原的雄心壮志，更没有入主中原的组织能力。
东汉，文臣不了解、武将刘秀
东汉最主要的问题是豪族政治。
中央集权加郡县制度，是为了消灭诸侯。
但是，汉武帝之时却出现了大侠，汉武帝之后则出现了豪族。
东汉就是在豪族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新王朝。
所以，豪族问题是东汉的主要矛盾。
但，东汉的一众文臣，谁也没能解决这个豪族问题。
因为文臣都是豪族士大夫。
豪族士大夫自然不会想着怎么解决自己。
豪族不死、国家不兴。
东汉外有羌人放血、内有豪族瓦解，然后天灾加腐败逼出了农民起义。
武将呢?窦固、耿忠穷追西域，班超不如虎穴焉得虎子、经略西域，这些人不是名将吗?可以是。
但匈奴真正被干废的原因，是乌孙在汉朝的支持下崛起了。
而支持乌孙，则要追溯到汉武帝。
后来，则是鲜卑人充当了东汉的雇佣军。
而东汉自己则一直在实施内部的去军事化和边地的胡人化。
简单说，就是把武装力量交给了胡人。
所以，东汉的武将第一，就让刘秀来当吧。
刘秀昆阳之战，一下干废了新莽王朝42万大军。
这是一场开挂加改代码的神操作，哪朝名将都比不了。
而在河北豪族的支持下，刘秀再造大汉。
这个功勋也足以傲视整个东汉了。
三国，文臣曹操、武将曹操
三国就算一个朝代吧。
甚至，也不从曹丕篡汉起算了，直接从黄巾起义起算。
因为曹丕篡汉而三足鼎立之后，就没啥意思了：故事不好看，英雄也不多。
我最喜欢的诸葛亮到头来还是悲情结尾。
所以，不妨把尺度拉大一点儿。
东汉的主要矛盾是豪族问题，次要矛盾是胡人问题。
但因为豪族还能组织社会，所以胡人杀不进来。
东汉乱世，实际是地方豪族支持的军事代理人在打内战。
但是，因为这些军事代理人太生猛，所以胡人成不了气候。
而这些军事代理人的翘楚，即乱世诸侯最强者，就是曹操。
在汉末乱世，曹操竟能实现北方一统。
诸葛亮厉害，五伐中原，全部败北，秦岭大山成了丞相噩梦。
生子当如孙仲谋，五攻合肥，合肥坚如磐石，合肥成了孙权的噩梦。
这些豪杰别说一统北方，就是北伐中原也做不到。
所以，一统北方中原，足以证明曹孟德的军事才能雄冠三国。
曹操武将第一不假，为何还是文臣第一?曹操集团以及曹魏一系，不是胜在军事而是胜在财政。
简单说，曹操始终捏着乱世第一稀缺资源，即粮食。
而要搞到粮食，就必须组织生产、恢复财政。
曹操复制汉武帝的屯田模式，在乱世中原首创屯田。
这个深刻洞见和高维操作，已经干废了所有三国文臣。
诸葛亮频频北伐。
直到第五次北伐，他才发现屯田的重要性。
于是，在第五次北伐的时候，蜀汉大军开始在渭水之滨搞屯田。
但是，曹操呢?乱世之初就想到了，而且还认真去做了。
以后，曹魏一系的所有战争，都离不开屯田以及财政的支持。
正是在曹操高度重视下，曹魏一系才涌现出一大批财政干部。
而这些财政干部，你在蜀汉和东吴几乎找不到。
西晋，文臣全部歇菜，武将勉强就算司马炎吧
按理说，文臣武将都不能把皇帝和主公包括在内。
但是，在英雄稀缺的时代，只能把他们也算进去了。
司马炎说破大天也就是个官三代(从他爷爷司马懿起算)，他怎么能是武将第一呢?
西晋只有一个高光时刻，那就是晋灭吴之战，最终实现了三国归于一统。
而晋灭吴之战，差不多以整条长江为战线，五纵一横、六路出击。
这么大的战场、这么多的大军，最难的不是战场破敌，而是诸路协调。
而作为六路大军总协调人的，就是司马炎。
所以，司马炎有此功勋，足以堪当武将翘楚。
然后，西晋一朝，你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名将了。
因为司马炎去了州郡兵之后，就把大军交给了司马家的王爷们。
而这些王爷们硬是折腾出了八王之乱，随即便是五胡乱华。
文臣呢?西晋的主要矛盾，继承了东汉的豪族问题，但胡人内迁也导致胡人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
所以，豪族问题和胡人问题，到底哪一更主要，也就说不清楚了。
而纵观西晋一朝，豪族士大夫除了清谈，几乎啥也没干。
所以，文臣全部歇菜。
东晋，文臣继续歇菜、武将谢安
其实，我挺想说说祖逖的。
如果东晋能够稍微争气一点儿，未必不能从南扫北，恢复中原。
因为胡人部落兵始终搞不懂中原的统治逻辑，而且胡人数量也始终无法超过汉人。
祖逖仅凭一腔血勇，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带着祖家宗族部曲一通猛操作，就能逼得羯人雄主石勒顿兵黄河。
所以，东晋北伐中原不是没有希望。
胡人之所以能够称雄北方，就是因为衣冠南渡之后，北方汉人失去了组织社会的可能。
胡人是部落制，汉人是豪族制。
在这个底层逻辑上，豪族制未必干不过部落制。
但是，东晋太垃圾，而豪族也太无耻。
所以，名将也就真心难找了。
待到前秦一统北方，氐人饮马淮河，东晋的当轴豪族也只能硬着头皮死命扛了。
于是，淝水之战，谢安封神。
那刘裕呢?这家伙可是扫平南燕、猛夺关中、威逼北魏的狠角色。
这份功勋怎么也要比谢安更牛。
刘裕最好算南北朝第一武将吧，毕竟后来直接篡晋建宋了。
文臣没法说。
武将，战场杀伐，杀得改变历史格局或打破历史节奏，然后这就足以封神。
而文臣是要治国的，必须担当起组织社会、构建秩序的历史任务。
在东晋，这个秩序怎么构建?还是那句话：豪族不死、国家不兴。
东晋始终没能出现搞死或削弱豪族的文臣。
南北朝，文臣算宇文泰，武将第一就算刘裕吧
其实，北方的武将更能打。
但南北总要平衡一下。
所以，武将第一就给南朝吧。
历史上，从南扫北而一统天下的，只有朱元璋。
刘邦从汉中起兵，算是从南了，但主要还是从西向东，复制了秦战国的一统模式。
所以，这就不算了。
除朱元璋之外，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从南扫北就是刘裕北伐。
刘裕以及北府兵是相当凶猛，硬是在北魏的眼皮底下干到了关中。
刘裕之后，南朝武功便毫无建树。
文臣是要组织社会、构建秩序的。
所以，文臣的任务就要更重一点儿，必须瞄着社会主要矛盾去操作。
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南方肯定是豪族问题。
衣冠南渡之后，南方豪族也不用考虑胡人问题了。
他们搞定豪族就行了。
但南朝太废，不是搞定豪族，而是皇室跟豪族一直打内战。
在北方，这个主要矛盾只能是胡人问题。
简单说，就是胡人与汉人的关系怎么相处。
你总不能让这两拨人平时恨无止境、战时死磕到底吧。
后赵石勒搞胡人压迫汉人的政策，但冉闵一出，羯人几乎灭族。
前秦苻坚搞胡汉融合的政策，但淝水之战，彻底歇菜。
北魏搞胡人汉化的政策，但六镇起义，北魏灭亡。
胡人欺负汉人，不行;胡人汉人融合，也不行;胡人学习汉人，还不行。
于是，历史走到了死胡同。
因为逻辑上已经周延了，所有道路全都封死。
逻辑上可以周延，但节奏上可以把握。
宇文泰在底层搞汉人胡化，而在顶层却搞了胡汉融合。
之后，又通过柱国制和府兵制，把关中胡人和汉人全都编入军事化组织。
实际上，这就是打左灯往右拐。
表面上看是汉人胡化，西魏吸取北魏灭亡的教训，所以必须搞胡人欺负汉人的政策。
但实际上却是胡人汉化，上层搞关陇联姻、下层以府兵融合，而组织社会的方式还是汉人的模式。
西魏、北周、隋唐一系，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必须要溯源到宇文泰。
否则，你根本无法解释残破关中是如何再度辉煌的。
隋朝，文臣杨坚、武将就休息一下吧
隋朝太短。
秦朝也短，但如果从秦战国起算，嬴氏时代则不算短。
隋朝主要继承了北魏、西魏和北周的衣钵。
但，隋文帝杨坚继承得非常彻底。
隋朝搞均田，唐代也搞均田。
但隋朝做得明显比唐代更成功。
在隋朝，老百姓是不能偷税和逃税的。
中国历史上，只有隋朝能够这么奇葩。
隋朝的基层县令，真能把老百姓全都叫到县府大衙，然后一个一个地登记姓名和年龄，即所谓的大索貌阅。
这种彪悍到生猛的人口普查，即便是现代政府也做不到。
武将呢?三征高句丽然后征到亡国的神操作，历史上也就隋朝能干出来。
所以，武将你还怎么找?
不是还有隋灭南朝陈的一统武功吗?问题是隋灭南朝陈的统帅，就是三征高句丽的隋炀帝杨广。
所以，你怎么也不能说杨广算大隋第一武将吧?
唐代，文臣杨炎、武将太多
均田制，非常好。
因为它能够实现耕者有其田。
起码最穷的老百姓也能有地种。
即便只是理论上可以，但也难能可贵了。
而配合府兵制，那就更为完善了。
老百姓有地种，然后就有义务给国家交税，也有义务去当府兵。
权利和义务对等了，这在主权在君的传统时代，相当不容易。
但，均田制却始终遭遇豪族问题的冲击。
老百姓均田交税了，豪族咋办?豪族不死、国家不兴。
豪族全死呢?则五胡乱华。
所以，豪族问题太头疼。
但是，安史之乱直接干废了北方豪族。
安史之乱太突然，所以豪族没法跑。
即便跑，也是不能举族南迁。
所以，豪族算是给干废了，但还没有干到灭绝。
把豪族彻底干死，还要等到黄巢起义。
黄巢起义军对待豪族，可比安史叛军狠多了。
豪族是没了，但基层社会由谁来组织?基层社会组织不起来，国家就没法收税。
老百姓要么上山当强盗，要么自我武装去种地，国家根本收不上税、也征不到兵。
国家有大军，怎么征不到税、征不到兵?问题是你得考虑成本。
国家必须低成本的收税、征兵才能运行起来。
刘晏的盐业改革，相当于给垂危的大唐打了一针强心剂，总算活过来了。
而杨炎的两税法，则是真正给大唐帝国解决了收税的问题。
甚至，两税法变成了以后历代王朝的工具正义。
连五代后梁的朱温，都认可两税。
传统帝国一直发展到唐代的两税法，才搞明白履亩而税的技术问题。
所以，唐代的文臣第一，就是杨炎了。
至于武将，唐代能打的将军太多。
而且，随便拉出一个都足以改变历史的运行节奏。
于是，自然会生出一个疑问，那就是唐代的武将为什么能打?
不是唐代的将军能打，而是唐代的府兵能打。
侯君集出击吐谷浑，所部兵马人龀冰、马瞰雪。
而契苾何力追击吐谷浑残部，直接干到了今天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将士刺马血饮之。
就这种士兵，以后的历朝历代，什么时候有过?没有死战的精兵，就不会有改变历史节奏的名将。
唐军能战，一个是府兵制、一个是普遍的军人荣誉感。
府兵，实际就是中原的草原部落兵。
草原部落兵，以能战为荣，府兵也以能战为荣。
而隋唐的关陇贵族，又是一个军事贵族集团。
所以，整个社会风气一直尚武。
但，这只是前期。
府兵的一个问题是韧性太差。
府兵不是职业募兵。
所以，扛不住连年征战。
于是，长征健儿等职业募兵，在玄宗朝大量出现了。
职业募兵的升级版，就是军人利益集团。
唐代的藩镇割据和五代乱世，都是因为军人利益集团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五代，文臣冯道、武将柴荣
什么三朝老臣、四朝老臣，在冯道面前，全都不值一提。
这家伙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这个谁能比?而且，先后伺候过后唐庄宗、后唐明宗、后唐闵帝、后唐末帝、后晋高祖、后晋出帝、后汉高祖、后汉隐帝、后周太祖、后周世宗等十位皇帝。
如果把开封称帝辽太宗耶律德光也算进来，那么，冯道就算伺候过十一位皇帝。
如果他能活得再久一点儿，也能伺候一回宋太祖赵匡胤。
欧阳修骂冯道不知廉耻、司马光骂冯道奸臣之尤，但五代就是这么一个生猛海鲜的乱世。
要想活，要脸不行，不要脸勉强，得死不要脸才行。
冯道算是这个乱世的缩影。
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但人家冯道之道，则是无道也能见，而且还能见的流光溢彩。
武将第一，按理说，应该是后唐庄宗李存勖。
沙陀军事集团的高光时刻，一个月入川灭前蜀。
北宋死命追，也是用了66天，才入川灭后蜀。
但是，李存勖的污点太明显。
最后对阵李嗣源，李存勖连正面战场都没上，就被自己人搞死了。
所以，五代第一武将就算柴荣了。
柴荣说如果给自己三十年时间，就可致天下太平。
但是，上天连十年时间都没有给他。
即便如此，柴荣仍旧干成了三件足以彪炳五代的大事：
一是高平之战打废北汉和契丹。
高平之战前，草原契丹吊打中原王朝;高平之战后，中原王朝吊打草原契丹。
一直持续到北宋第二次幽州之战以后，契丹被吊打的局面才被扭转。
二是收复秦、凤、成、阶四州，中原王朝打废后蜀。
自此之后，后蜀只能躲在秦岭大山以南，不敢北出中原搞事情。
三是三征南唐，拓土州十四、县六十，关键是把南唐彻底压到了长江一线。
守江必守淮。
而后唐却被赶出淮河、赶到长江。
所以，后唐什么时候被灭，只剩时间问题。
北宋，文臣王安石、武将章楶
到了北宋，豪族问题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
豪族不死、国家不兴。
但，这时候，豪族已经死了，那国家一定能兴吗?答案是：也未必。
豪族死，只是国家兴的必要条件。
因为豪族相当于内部肿瘤，而有这个肿瘤存在，中央王朝就无法集中资源。
但是，豪族也发挥了组织社会的作用。
所以，豪族没了，就必须有人替代豪族来组织社会。
那么，北宋的社会是由谁来组织的?
按照中央集权的逻辑，必须是国家来组织社会。
但皇权不下县。
国家即便实力再强，也无法把统治触角延伸到村一级。
即便是现代国家，也做不到。
所以，县以下还是要靠自治。
不是自治有多好，而是自治成本低。
北宋主要靠两个手段，一个是市场和资本，土地自由买卖、资本高度活跃;一个是科举士大夫，实际建立一个学问为中心的社会。
北宋后期，常年有大约20万学生就读于各地州学、县学，约有8万人定期参加各州三年一次的科考。
而这就是北宋凝聚力的来源。
这个问题，小编之前专门讲过，所以这里一笔带过，只是对豪族问题做个回应。
那么，北宋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唐代的主要矛盾，在前期主要是财政问题。
大唐的财政能力跟大隋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在后期主要是藩镇问题，但藩镇问题的本质还是财政问题，简单说就是大唐代廷的钱始终不够花。
而北宋也是如此。
北宋不可遏止地跟自家老百姓做买卖。
凡是能赚钱的暴利行业，国家必须染指;凡是能赚钱的神奇操作，国家必须使用。
甚至，北宋能在传统社会玩出金融危机，还是纸币危机。
但是，北宋的钱，仍旧不够花。
范仲淹最初开始解决，试图推进保守的财政路线。
但，这是治标不治本。
而真正提出创见的，是王安石。
王安石认为天下之财取之不尽，关键在于怎么理财。
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的观点是绝无仅有的。
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士大夫，认为天下之财就是池塘里的水，国家喝得多、百姓一定喝得少，所以必然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
而王安石则认为天下之财是源源不断的活水，国家和百姓之间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的关系，理财到位，根本不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
司马光的认识，停留在初等数学的层面，数字是静态的，1就是1、2就是2。
而王安石的认识，则已经上升到了高等数学的层面，数字是动态的，从1到2是个连续变化的过程。
王安石的财政观点及背后逻辑，之前也有文章论述过，所以也不多说了。
王安石虽然变法失败了，但北宋以后的路线仍旧是新党路线。
但新党没有完全继承王安石的变法精髓，把路给走歪了，最后演变成：只为皇帝不为国家、只为统治不顾人民。
至于名将第一，一定出现在宋夏、宋辽战场上。
但宋辽在澶渊之盟后就不打了，所以只能出现在宋夏战场上。
宋夏之战打了一百多年，直到公元1092年的洪德堡之战，北宋才扭转了一直窝囊的调性。
而改变战局调性的，就是章楶。
章楶在主持陕西战事后，北宋终于了解怎么对付党项人了。
所以，从1092年洪德堡之战开始到1099年西夏正式谢罪，总共不到十年时间，宋夏战争便基本宣告结束。
后来的第五次宋夏战争，就是北宋在炫耀武功、扩大战果。
南宋，文臣陆秀夫、武将岳飞
武将岳飞，几乎没有什么争议。
岳飞的军事成就足以彪炳史册，而岳飞的悲情故事则深入到了民族记忆的骨髓。
宋元崖山之战，南宋战败后，宰相陆秀夫背负南宋小皇帝跳海自尽，随后十万南宋军民跳海殉国。
历代王朝都会灭亡，但灭亡得如南宋这般悲壮的，绝无仅有。
南宋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战争问题。
而战争问题背后，还是财政问题。
国家集中社会财富，然后将财富转化为军事实力，最后再与蒙古对决。
然而，南宋始终没有一个文臣能够操作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太难了。
元代，文臣脱脱、武将太多
在关于如何给前朝修史的问题上，大元代堂一直争执不休。
到底是以北南宋为正统，还是以金朝为正统，南宋遗民和金朝遗民能把人脑袋打成狗脑袋。
就是因为这个正统问题无法解决，所以元代始终无法完成给前朝修史的工作。
后来，丞相脱脱直接上了：你们谁也别哔哔了，只要能建立一个国家的，我们大元就给它修史。
所以，元代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一气修了宋史、辽史、金史三部史书。
但没给西夏修史，所以西夏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晚清才给考证出来。
脱脱的这个生猛操作，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广义上的政教分离。
按照儒家的设计，政治必须通过文化、文明和宗教才能获得意义。
皇帝必须是天的儿子，即天子，然后才有资格统治亿万兆民。
所以，或者是宗教的上帝，于是君权神授;或者是文化的加持，于是君权天授。
完成了这个初始论证，政治才能获得意义。
而脱脱的操作，却把文化、宗教与政治分离了。
统治就是统治，政治可以在宗教和文化之外独自获得意义。
这也是一个创见，而且非常现代。
武将呢?从成吉思汗起算，蒙元黄金家族堪称基因逆天到爆表，连续三代人个个能打。
大蒙古帝国，最不缺的就是能打的武将。
历史上，也就五胡十六国的鲜卑慕容氏出现过这种情况。
所以，武将就没法算了。
但蒙古能打，也是有原因的。
这里只提一点：但凡东亚的中原地区足够强势，北方草原就别想猖狂。
但问题是从五代开始，东亚的中原地区一直就没有强势起来。
这个大的历史格局，成为蒙古崛起的重要外因。
明代，文臣张居正、武将于谦
这两个都是文臣。
但于谦领兵，成功地组织了北京保卫战。
所以，于谦归类到武将。
当时，明英宗被抓了俘虏，大明精锐尽丧土木堡，瓦剌三路大军直扑北京。
大明王朝遭遇的危局，比北宋的汴梁之围还要凶险。
但于谦力挽狂澜，不仅取得北京保卫战的成功，而且还追着瓦剌的大军死命揍。
如果没有于谦强硬主战和高光逆袭，大明很可能就迁都了。
而大明一旦迁都，那么，明代大概率不会延续276年的国祚。
放眼当时天下，除了北京，就没有更符合的定都地方。
大明无论定都在哪里，都保不住北方中原。
首都，是政治中心、是文化中心、是经济中心。
实际上，这些个中心全无意义。
首都从溯源来说，就是军事中心，更精确地说是战争的前敌指挥部。
这个逻辑，从战国一直延续了整个传统时代。
古代通讯和交通条件有限。
而战争又瞬息万变。
所以，不是首都指挥战争，而是战争牵动首都。
明代的主要劲敌，在北方草原是蒙古、在东北方向是女真。
然后，首都不设在北京，你能设在哪里?
可以说，张居正改革毫无创见。
范仲淹庆历新政，走得是保守的财政路线。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走得是超越时代的积极财政路线。
但张居正呢?没啥路线。
一条鞭法，早就有了，算是地方智慧被中央放大了一下。
考成法，主要是监督官员好好干活的，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
但是，张居正再怎么考成，大明官僚的行政效率也没能提升到太祖朱元璋时期。
但是，你不能怪张居正。
僵化的大明制度造就了一池死水。
在这池死水中，大家都已经集体躺平了。
而只有张居正却不想躺平，非要力挽狂澜，在死水中也要砸出一丝波澜。
所以，张居正精神可嘉。
而张居正之后，则再无张居正改革，张居正连个不称职或把路走歪了的继承人都没有。
清代，观感不好，说多了心情惆怅。
所以，不说了。
这里给清代做一个定性：大清帝国，以皇帝为政治文化核心，以八旗部族为支柱人脉，以汉人士大夫为桥梁人脉，以中原的皇帝、草原的大可汗和高原的文殊菩萨转世为统治扩音。
所以，大清能够把中原、草原、高原以及西域全能统治起来。
而且，不是一般的羁縻，而是形成实在的统治。
但是，对西域的控制还是有点儿弱。
关键是故事没讲好。
大清对中原讲儒家的故事，对草原讲大可汗和喇嘛黄教的故事，对高原讲藏传佛教的故事。
但是，对西域讲什么故事?
有时候，武力只能让人被迫臣服，利益只能让人认贼作父，而故事才能让人真心归附，才能实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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