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退休之后是什么样的，官员回归故里以后，在地方社会的居家生活，往往影响着宗族组织和地方社会，发挥道德表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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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退休之后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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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朝廷官员退休后，会享有怎样的礼遇?
明朝官员致仕以后，享有朝廷赏赐的礼遇，是对其一生功勋的表彰。
官员回归故里以后，在地方社会的居家生活，往往影响着宗族组织和地方社会，发挥道德表率作用。
徐溥在宗族内部通过置义田、建祠堂等善举，凝聚宗族，孝义治家。
宜兴当地通过祭祀、建碑等活动表达对徐溥的永久纪念。
而致仕又称休致、致仕乞骸骨等，是对古代官僚退休的统称。
致仕制度最初源于商周时期，后经过不断的发展演变，至明朝时，致仕制度已经发展成熟，成为官僚系统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古代官员的致仕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但在商周时期尚未形成制度。
秦王嬴政一统中国后，加强了中央集权，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官僚管理制度。
世卿世禄制退出历史舞台，官员由皇帝选任。
秦王嬴政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为致仕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但是秦朝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比较短，并没有致仕制度的规定。
西汉时期的致仕制度主要表现为赋予致仕官员一次性的赏赐，比如当了六年丞相的张禹，以老病乞骸骨，上加优再三，乃听许，赐安车驷马，黄金百斤。
这种赏赐看起来比较丰厚，但是赏赐只有这一次，并不能完全保证官员致仕以后的全部生活。
至西汉末年，这种状况有了改善，汉平帝颁布诏书，明确规定：禄天下吏比两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
此诏令对官员致仕的范围、待遇都有了明确规定，至于年龄，基本以七十岁为准，古代官员的致仕制度在这时候正式确立。
东汉官员的致仕制度基本延续西汉的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致仕制度较之以前有了一大进步，即明确规定了官员的致仕年龄。
但是这个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发，政令不能有效地付诸实施，很多官员到了退休年龄却依然不致仕。
唐朝的致仕年龄为七十岁，但是如果身体条件良好，能继续工作，可以延后致仕，相反如果不到七十岁而力衰，就可以致仕回家。
宋朝官员的致仕制度承袭唐朝，以官员七十岁致仕，但对于到了致仕年龄而不退休的官员，则强迫其致仕。
宋朝的致仕官员待遇很丰厚，与唐朝一样，为原先俸禄的一半。
在政治待遇方面，官员致仕以后的官阶都加一级，并且可以荫及子孙。
宋朝还设置了祠禄官，专门安置致仕官员。
辽、金、元三代的致仕制度并无大的发展，相对于唐宋来说，甚至出现了倒退。
朱元璋建国后，基本沿用唐宋时期的致仕制度，以官员七十岁为致仕年龄。
太祖刚建国，百废待兴，国家需要官员来治理，而且明初选官方式多样，如科举、荐举、学校等，对于国家机制的运转，这些官员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是随着政局的稳定，选拔的官员越来越多，官员的更换也不及时，所以在洪武末期出现了官员过多的现象。
针对此种情形，太祖于洪武十七年对致仕年龄重新规定：文武官员年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给以诰敕。
太祖希望官员提前十年致仕来改善官员过多的现象，以此完成官员的新陈代谢。
而且这么做可以加强皇权，使得洪武时期的开国功臣早日退出朝廷。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致仕制度属于初步发展，由礼制走向法制，致仕主要以年龄与身体条件为准，致仕待遇由一次性的赏赐向明确的俸禄待遇过度。
唐宋时期是致仕制度完善的时期，对于官员的致仕年龄有所放宽，致仕待遇也有了明显提高。
明朝洪武、永乐时期对致仕制度有了调整，宣宗到孝宗时期逐渐完善。
官员在位期间辅佐皇帝，为处理全国朝政做出了贡献，等到致仕以后，朝廷便赋予许多优待，这不仅关系到致仕官员的自身利益，还可能影响到现任官员工作的积极态度。
明朝致仕官员的待遇主要有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
政治待遇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晋升官级。
洪武初期，太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致仕以后品级不变，四品以下的官员致仕以后晋升一级。
第二，参与朝政。
明朝官员致仕以后基本都回到家乡，安享晚年。
但是他们并非完全脱离政治。
等到国家需要他们时，他们依然会凭借多年的政治经验为朝廷出谋划策，为皇帝排忧解难。
第三，恩及子孙。
明朝官员致仕以后，朝廷为表彰该官员的功勋，通常会赋予其子孙官职，这被称为荫子。
它是致仕官员的政治特权，也为明朝选官的一种补充方式。
明朝能荫及子孙的官员大部分都是中央要员，他们的品级、声望都比较高，深受皇帝信任。
宣德时黄淮奏子采于翰林院进其书学，英宗即位后，官其子采为中书舍人。
天顺元，时礼部尚书胡濙致仕，朝廷官其一子锦衣，世镇抚。
正德时期，内阁首辅李东阳致仕，荫其侄兆延为中书舍人。
嘉靖时期的大学士、吏部尚书杨廷和致仕，朝廷荫其子为指挥使。
中国历代官员致仕以后，国家为保证他们的生活，都会赋予俸禄，汉、唐、宋、元皆如此，尤以宋朝俸禄最厚。
但是明朝对于致仕官员的俸禄却极为苛刻。
而明朝对致仕官员的赏赐，主要有黄金、白银、文琦、衣服等，有的还赋予土地、房屋。
赏赐在明初最为常见，洪武六年，兵部单安仁请老归，赐田三十亩，牛七十角。
可见，朝廷赏赐多集中在洪武、永乐两朝，明朝中期以后，赏赐的对象主要为一些高级官员，且赏赐的分量比明初减少许多。
给米拨夫指的是月给食米、岁给人夫。
明朝前期的官员致仕以后，有过被授予给米拨夫的待遇，但这时候主要针对那些致仕以后生活困难的官员。
弘治十年，徐溥已年满七十岁，年老力衰，他上书乞休，但是孝宗极力挽留，命他继续留任，并赋予他特权，如遇风雨天气或者大寒大暑，可以免上朝。
对于徐溥在内阁执政的十年间，王鏊认为这是太平的十年，对于维护国家安定、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当然，王鏊作为徐溥的门生子弟，其中不免有滥美之词，但是不可否认，以徐溥为首的士大夫治理国家，的确使得国家相对安定。
弘治十一年，徐溥因为染上目疾，再次乞休，孝宗不忍其离去，派遣太医为其诊视，还赐给徐溥羊酒米菜，恩礼有加，关怀备至。
后徐溥经过多次乞休，终于获得了孝宗的恩准。
徐溥终于致仕归乡了，四十几年的仕宦生涯终于结束了，他没有了伴君如伴虎的感觉，脱离了官场的尔虞我诈，有的只是圣恩初许作闲身的喜悦。
《明实录》的这段记载表明了朝廷对徐溥致仕以后的礼遇。
徐溥文集《谦斋文录》，吴俨撰《故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赠特进左柱国太师谥文靖徐公行状》均有相同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
归纳起来，徐溥致仕后，朝廷对徐溥的礼遇有如下几点：第一，驰驿获赠。
明朝官员致仕以后，一般都要回到原籍居住。
然而古代交通不便，回到家乡可能需要几个月。
因此为方便致仕官员回家，政府予以关照。
徐溥家乡在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距离京师一千多公里，路途遥远，非一朝一夕能够到达。
因此政府免费提供驿站歇息，供致仕官员饮食住宿，还派遣官员专门护送。
这样一来，不仅节省了徐溥的路途开支，而且提供了许多便利。
徐溥月给米五石，岁给夫役八人，比其他官员超出一倍还多。
这说明徐溥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与声望都要超出其他官员。
明朝的致仕官员获得赏赐在明初较为多见，中期以后越来越罕见。
即便如此，徐溥致仕以后，依然获得袭衣、白金、楮镪的赏赐。
而徐溥致仕以后，朝廷任命其孙徐文焕为中书舍人。
徐文焕，字尧章，号龙溪行一，徐元楷长子，因祖宗名位，后擢尚宝司司丞，再授南京本司卿。
早年徐文焕随其父来京，徐溥对他关爱有加，辍朝指的是朝廷因为重要官员去世而停止上朝的一种礼仪活动，以此来表达对去世官员的哀悼与表彰。
徐溥去世以后，孝宗为感念徐溥，特辍朝一日进行哀思。
朝廷为表彰他的功勋，赠特进左柱国太师，谥文靖。
恩师之厚，当世少见。
当朝许多有名的士大夫相继撰写文章以表达哀悼之情。
权力的扩张，若无约束，很可能会导致职权的滥用，甚至引起政治的腐败。
徐溥作为朝廷权力体系中的一员，也许不能完全做到忠于职守，秉公处理政事。
所以徐溥执政期间很可能会利用国家机制运行中的漏洞，做出一些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举措。
这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中极为常见，不足为奇，也许是徐溥为政策略中的权宜，也可能是徐溥自身的无可奈何之举。
但是徐溥置办义田、修建祠堂、表彰先贤是其移国于家的具体实践。
当代宜兴人民对徐溥的纪念活动，彰显出徐溥为人、为官都备受世人敬仰。
这样的好官怎么会不受百姓喜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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