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文学成就到达了一种什么样的高度
，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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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文学成就到达了一种什么样的高度

　　众所周知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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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
，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
，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与元九书》中
，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
，行在独善。

　　奉而始终之则为道
，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谓之讽谕诗
，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
，独善之义也。

　　由此可以看出
，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
，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
，所以最受重视。

　　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而他的诗歌主张
，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
，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
，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
，则补察之义废矣。

　　……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
，虽质虽野
，采而奖之。

　　(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
，补察时政
，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
，炯戒讽喻
，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
，开讽刺之道
，察其得失之政
，通其上下之情。

　　(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
，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

　　在《新乐府序》中
，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
，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
，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
，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
，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
，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
，议论须直白显露
，写事须绝假纯真
，形式须流利畅达
，具有歌谣色彩。

　　也就是说
，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
，又浅显易懂
，还便于入乐歌唱
，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
，全部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补察时政。

　　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
，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
，年齿渐长
，阅事渐多
，每与人言
，多询时务;每读书史
，多求理道
，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为时为事而作
，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

　　他也说：但伤民病痛
，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
，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
，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
，愿得天子知(《寄唐生》)。

　　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
，皇帝开壅蔽、达人情
，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
，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

　　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
，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
，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
，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
，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
，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
，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
，则泼墨如雨
，务求尽情
，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
，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
，声随情起
，情随事迁
，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

　　除此之外
，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

　　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
，夜雨闻铃肠断声
，《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
，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
，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
，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
，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
，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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