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开创以丞相褒侯的先河,能够进京接受皇帝召见,这绝对是天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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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开创以丞相褒侯的先河
公孙弘(前200年—前121年),名弘,字季,一字次卿(《西京杂记》记载),齐地菑川人,为西汉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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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光五年(前130年)八月,汉武帝再次下诏各郡国举贤良,菑川国再一次推荐公孙弘赴京。
能够进京接受皇帝召见,这绝对是天大的机会。
元光元年(前134),广川人董仲舒就是在与武帝的策问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而名扬天下。
但公孙弘对送上门的机会却予以婉拒,建元元年(前140)公孙弘就曾被郡国举荐入京,却因出使匈奴的结果让汉武帝很不满意,又辞官回乡。
但郡国官员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才,七十岁的公孙弘只好应命。
公孙弘,菑川人,年少时因通《诗》、《书》而闻名郡国。
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二十一岁的公孙弘与同龄的贾谊一道被征为博士,这年董仲舒才刚刚出生。
文帝刚继位时,陈平、周勃等一批功臣勋贵把持朝政,贾谊,公孙弘这样的年轻儒生倍受排挤,贾谊被放逐到长沙国任相,公孙弘也因犯错去职回家。
穷困的时候,公孙弘被迫当郡国猪倌到海边放猪。
四十岁的时候开始学《春秋公羊传》,也学有所成,名扬郡国。
第三次被征召入朝后,武帝向众贤良发下制书策问天人之道。
太常阅卷后认为公孙弘的对策老生常谈,并无多少新意,将其列为下等。
不料疏文呈上后,武帝一眼就看中了公孙弘的文章,将其提升为第一,并诏公孙弘入见,拜为博士。
作为一个儒学经师,公孙弘对于《春秋公羊传》的研习不及更具学者气息的董仲舒。
但历尽岁月打磨的公孙弘处事更为圆滑,其思想也更贴近实际。
对策中提出的四条治国要点除了儒家宣扬的仁、义、礼,还有法家的权术。
汉武帝其人外儒内法,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但只是借儒家的大一统思想维护皇权,并没有把儒家经学真正用于治国理政中。
在内心深处,汉武帝认可的还是法家,这符合武帝一贯的霸道风格。
董仲舒书生气太重,偏理想化,不会灵活变通,所以武帝对他敬而不用。
公孙弘就不一样了,善于融合变通。
比如主张法不远义,和不远礼,即法令要考虑到道德人情而不远离道义,百姓就会服从法令,不背离道义;和谐要坚守基本的人际原则而不远离礼节,百姓就会彼此亲近而不发生矛盾。
这种儒法合流的治国理念比纯粹的儒学治国更实用,也很对汉武帝的脾气,因而公孙弘得以被武帝重用。
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孙弘被武帝封侯拜相,走上了人生巅峰。
汉朝建立以来,丞相均为功臣勋贵,唯独公孙弘出身布衣,没有
侯爵。
于是武帝下诏封平津乡650户给丞相公孙弘为平津侯。
公孙弘由此成为汉朝以丞相封侯第一人,此后以丞相封侯的惯例亦始于此。
武帝任用公孙弘一方面用他推行儒家治国,另一方面则是看重了公孙弘出身草根,无政治根基背景。
布衣丞相公孙弘也深知武帝用意,从不与武帝发生正面争执,武帝一旦与其意见不合,公孙弘立马认错请罪,然后再从长计议。
武帝问政时,公孙弘都是把各种建议都提出来,让武帝自己选择。
不过公孙弘也并非对武帝毫无原则的顺从,作为一个儒者,他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汉武帝曾想把建设北方朔方郡,朝鲜沧海郡与经营西南夷一起实行,公孙弘认为这样人民负担太重,就上奏不修朔方郡,武帝不准其奏。
但公孙弘并没有放弃,而是后退一步向武帝请罪,给武帝一个台阶下。
然后迂回周旋使汉武帝停止了修沧海郡与经营西南夷,减轻了人民负担。
汉初博士专于学术,皇帝虽会问政于博士,但只是咨询,博士在政治决策中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汉武帝罢黜百家后,朝廷只设立研习儒家五经的博士,但这时的五经博士只是比之前更具有话语权,依然没有决策权。
直到公孙弘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局面。
公孙弘规定五经博士设置弟子五十人,作为人才库备用,通过经艺考试从中选拔人才做官,将经学与功名挂钩。
于是天下之人竞相研读经学,儒家士大夫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汉武帝临终时,给汉昭帝留下的四位辅政大臣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全是功臣贵戚。
到汉宣帝临终时,给汉元帝留下的三名辅政大臣史高、萧望之、周勘,其中只有史高是外戚,萧望之和周勘都是儒家士大夫。
这一变化的背后推动者正是公孙弘。
董仲舒奠定理论,公孙弘具体执行,二人为儒家思想的发展立下了大功。
但一提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人们只会想起董仲舒,公孙弘的知名度则要小得多。
一方面是董仲舒率先提出了观点,掩盖了后来者的光芒。
另一方面则是公孙弘私德有亏,不为后世人推崇。
公孙弘为人表面宽和,实则气量狭小。
因董仲舒才学在公孙弘之上,公孙弘就设法把董仲舒迁为胶西相。
胶西王娇纵不法,残忍暴戾。
公孙弘想借刀杀人,结果董仲舒命大,当了几年胶西相后就辞官归隐专心做学问去了。
对于其他朝臣,公孙弘也经常挖坑使拌。
每次奏事,公孙弘都让别人先说,自己看武帝脸色见风使舵,因而被武帝赞赏信任。
却也得罪了朝臣。
直臣汲黯就被其坑过好多次,气得汲黯在武帝与朝臣面前当众指责公孙弘多诈而无情实,说好的跟我一起上奏,可最后却变卦又反对当初商量好的奏议,是不忠诚的表现。
公孙弘因此记恨汲黯,
右内史管界内多有达官贵人和皇室宗亲居住,很难管理。
公孙弘就向武帝提议调任汲黯为右内史,想让汲黯去触犯达官显贵,引火烧身。
但汲黯刚正不阿,执法严明,武帝都对他很敬重。
在右内史任上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从未废弛荒疏过。
有这样的污点,公孙弘的知名度不如董仲舒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就此定论公孙弘是一个坏人也不对。
前面讲到的他能以天下苍生为重劝谏武帝就是一个闪光点。
此外,公孙弘作为一个丞相,俸禄很高,却十分的低调节俭,史载他夜寝为布被,食一肉脱粟之饭。
俸禄都用于周济自己草根时代的贫贱之交。
汲黯说他的节俭是沽名钓誉,他则回应道齐国的管仲生活富贵奢华,而晏婴节俭朴素,两人都把齐国治理得好好的。
结论就是,臣子的生活是豪华还是简朴,只是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与他对国家的贡献没有联系。
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孙弘的确私德有亏,但并没有对他治国理政造成多大负面影响。
他确立儒家经学的政治地位,在执政过程中能以天下苍生为重,于国于民还是有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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