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和亲政策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西汉同匈奴的和亲就是早期的典范。关于汉朝的和亲政策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的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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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和亲政策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和亲
，又称”和戎“”和蕃“
，是指中原王朝统治者与外族或者外国出于各种目的而达成的一种政治联姻。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好坏和军事力量的强弱
，西汉时期的几次和亲的内容和效果也是有所不同的。接下来达达搜探秘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和亲是不同政权间的政治联姻
，双方通过嫁娶公主来保持和睦相处的关系。西汉同匈奴的和亲就是早期的典范。汉初
，天下初定
，国力衰弱
，士卒疲于征战
，刘邦采用娄敬建议
，以汉朝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为阏氏;双方约为兄弟;开放“关市”
，两族人民互通贸易。惠帝、吕后、文帝、景帝及汉武帝初年都采取了和亲政策。这一政策相对缓和了军事冲突
，有利于汉朝休养生息
，促进了汉初经济的发展
，加强汉匈两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西汉王朝不断依据自身的实力调整对匈奴的政策：汉初的“和亲政策”
，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
，转为“征伐政策”。从西汉王朝对匈奴民族政策的演变过程看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在和平的社会环境中
，社会才能健康发展
，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战略

寓攻于守攻防兼备

后世一直有人认为
，堂堂大汉却要向匈奴蛮夷低头
，甚至低三下四的送去汉家女子给匈奴单于为妾
，既不能缓解匈奴对于汉的军事压力
，也没有达到通过通婚节制匈奴的目的
，因为西汉前期大多数送去和亲的“公主”都只能作为单于的偏房小妾
，没有成为正妻并且生下亲附汉朝的太子、储君。 如果单单从这一个方面来看
，是否就认为汉政府的和亲政策已失败呢? 其实
，评价和亲政策的成败需要多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
，从汉朝内部而言
，派遣的所谓“公主”多不是皇室真正的大公主
，最多也就是皇室宗亲的小公主
，更多的甚至就是民家选送的宫女。但即使是这样一些“和亲公主”
，对于地处偏远的匈奴而言
，其所代表的汉代先进的宫廷文化以及优雅妩媚的汉女气质
，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从这点来看
，汉政府不需要花费很大的代价
，就能够以汉公主的名义把这些“和亲公主”及其使节送往匈奴
，这个和亲计划本身也就具有很高的执行价值。

第二
，汉朝虽然要为和亲安排大量的陪同人员和陪嫁物资
，但这些陪同人员在远赴匈奴的过程中
，可以了解沿途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条件
，更可以深入匈奴的腹地得到他们生产、生活的第一手资料。这对于汉政府的进一步战略决策
，都是非常宝贵的信息。至于陪嫁物资
，就像刘敬所说的
，无非也是汉朝多产而匈奴所无的东西
，并不会对于汉朝造成过于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样的
，每次向匈奴输送物资的过程
，也是进一步加深了解敌情的机会。在对匈奴作战中
，汉军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匈奴军队和部落漂移不定的行踪。通过和亲以及之后的和亲物资运输
，汉政府恰好可以掌握匈奴军队和主要部落的准确方位及其驻扎习性
，为武帝时期积极的对匈奴进攻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
，西汉政府对于匈奴的和亲本身
，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以武帝大举讨伐匈奴并取得战略胜利为界限。前期和亲重在守
，但也起到为武帝的战略进攻积极准备的作用。后期的和亲
，重点就变为“亲”
，使得分裂之后的匈奴部落归顺。众所周知的昭君出塞
，就是在汉灭郅支单于之后
，韩邪单于为了进一步密切与汉朝的关系
，于公元前33年
，亲自入汉
，请求和亲
，以结永久之好。此时
，匈奴和汉之间的攻守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和亲已从西汉主动变为匈奴主动要求
，实质是分裂的匈奴单于企图利用西汉政府的实力来巩固自身的地位。 纵观西汉和亲政策的推行
，有力保证了西汉对匈奴长期战略的实施
，并且最终实现了双方攻防地位的根本性转变。这难道不是西汉和亲政策成功的证明么?

到了两宋时期
，鉴于西汉和亲的历史实例
，不断有官员提出仿效西汉同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缔结“和亲”之好
，但也不断被宋的士大夫以各种理由拒绝
，最终未能付诸实践。一方面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也有提出和亲要求
，辽兴宗宗真曾派刘六符等南下宋朝议割地、和亲事宜。但在宋当时的政治气氛之下
，宋君主一律婉言拒绝。本质上
，两宋时期的士大夫阶层基本上自恃为文化优越的民族
，断然排斥和北方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结亲
，甚至认为
，一旦和这些“夷狄”结亲会被视作“自取羞辱”
，比打败仗还没有颜面。另一方面
，在这种礼教文化下培育的女性
，也无法担当起“和亲”和结盟的重任。比起汉代女性自信和果断
，任何一个外嫁到北方的宋朝女性中都出不了王昭君、冯夫人之类的巾帼人物。和亲也就起不到应有的政治效果。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
，两宋已失去汉代的民族自信和积极进取：一味自我封闭的结果是失去了了解对手的机会;单纯用经济好处收买、安抚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而不思进取的结果
，就是彻底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
，最终被动地等待崛起于大漠的草原民族在巧取豪夺之下逼入亡国丧权的悲惨境地。如果宋代士大夫知道宋最终遭受到被草原民族征服、奴役的命运
，司马光们还能在《资治通鉴》中对于汉武帝的强征匈奴的政策斥为“穷兵黩武”吗? 综合来比较
，西汉之强盛
，不在于国力
，而在于民族精神的雄性和张扬
，就连西汉的女性也洋溢着大胆、自由的个性魅力;两宋的柔弱
，也就不是由于国力不济
，而是整体民族意识的保守和退缩
，以至于连士大夫集团都留于文化上孤芳自赏、军事上消极被动、精神上封闭拘束的孱弱和压抑。所以
，象“和亲”这样的寓攻于守、攻防兼备的大战略
，也只有在汉唐这样开放进取的时代才能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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