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是如何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的
，这为有志于此的读书人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影响深远，几乎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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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期是如何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的

　　在宋朝时期
，不仅各个民族交流融洽
，同时对外交流也十分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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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中的名言学而优则仕
，本是希望掌握儒家理念及学说的优秀知识分子积极从政
，以建设理想状态的仁政国家。

　　这为有志于此的读书人指明了奋斗的方向
，影响深远
，几乎家喻户晓。

　　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
，这一名言在现实中既未见得很好落实
，又常常被曲解或沦为空洞的口号。

　　在先秦时代
，长期盛行世袭制度
，官爵在等级贵族内部传递
，即世卿世禄
，故寻常书生即使再优秀也很难步人政坛。

　　以后秦汉的军功爵、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及隋唐的门荫等制度
，也是属于世袭或半世袭的规则。

　　倒是汉代的征辟、察举制中的某些名目
，为读书人提供了狭窄的途径。

　　如此这般
，在贵族、豪强以及高门大族的把持下
，普通读书人要顺利做官
，着实艰难。

　　而即使一些有幸踏入政界者
，因为背景不强
，上升的空间依旧极为有限。

　　难怪孔子自己便如丧家之犬
，一生颠沛流离。

　　司马相如之流的文人
，终日围绕在王侯将相身边
，以奉献歌功颂德的诗赋为安身立命之本。

　　出身寒门的陶渊明
，才华横溢
，声名远扬
，却徘徊在县衙之内
，最终无奈地退隐田园。

　　因此
，彼时对大多数学子来说
，学而优则仕只能是一种理想
，或者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学而优则仕主张在真正意义上的实践
，还要说是唐朝科举制度推行以后。

　　与凭借血缘、出身背景的选官规则相比
，科举制设计的基本原则是不问门第出身
，以考试成绩录用。

　　因此选拔的范围既广泛
，打破了特权阶层垄断官场的格局
，同时又以文化知识为条件
，对提升官员的素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自然显得更为合理。

　　这便为一般读书人入仕
，打开了方便之门。

　　然而在唐代
，一方面门阀世族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 影响力依旧不容忽视。

　　另一方面科举毕竟属新生事物
，规模有限
，还无法完全满足优秀学人的要求。

　　如白居易所反映：陈子昂、杜甫仅各授一拾遗
，而困顿至死。

　　李白、孟浩然不及一官职
，穷悴终身。

　　孟郊六十岁
，才终试协律郎。

　　张籍到五十岁
，尚未离开太祝之位。

　　所谓的拾遗、协律郎以及太祝
，都属低下官位。

　　由此可见
，许多震惊当代后世的大才子
，科举成功后所获不过如此
，而李白与孟浩然更是白衣一生
，与仕宦无干。

　　难怪乎白乐天先生发出彼何人哉?彼何人哉的不平呼声。

　　毋庸置疑的是
，中国科举制度的黄金时代是在宋朝。

　　宋朝的科举不仅规模之大、制度之严远过于前代
，而且影响之大也最为突出
，特别是还没有产生明清时期过多钳制思想的消极作用。

　　两宋三百多年间
，宰执大臣几乎都出自科举背景者。

　　如北宋宰相共有七十一人
，其中六十四人出身进士
，其余非科举出身的七人中
，又有三人为开国功臣。

　　南宋有宰相六十二人
，其中五十一人出身科举
，非科举出身的十一人中
，六人又为太学生
，唯有一人为武臣(《宋史·宰辅年表》)。

　　由此可见
，宋朝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在政坛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
，成为官员队伍的主体
，而门荫出身者与军队武将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由此造就了突出的文治的时代特 征。

　　如蔡襄所著的《端明集·卷二十二·国论要目》中所说：

　　今世用人
，大率以文词进。

　　大臣文士也
，近侍之臣文士也
，钱谷之司文士也
，边防大帅文士也。

　　既然宋朝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
，文官们大都来自读书人。

　　他们有足够的文化知识
，懂得儒学的道德价值观
，又熟悉苛政猛于虎的道理。

　　他们出口成章的是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的抱负
，耳濡目染的是贫贱不能移
，富贵不能淫的理念。

　　那么是否就以改良社会为己任
，并把持住自己的良知底线呢?

　　在宋代历史上
，确也看到一些仁人志士的奋发有为活动
，著名者如范仲淹、王安石、李纲、文天祥及陆秀夫等人的忧国忧民之举
，便令人肃然起敬。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不知打动了多少正直的士人。

　　而他另外一句私罪不可有
，公罪不可无的话
， 更就做官提出了基本准则：为官者不能因私废公
，亦不可惧怕承担责任。

　　宋代思想家张载在《西铭》中还总结了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话
，更提出了终极的追求目标。

　　可说到底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理想境界
，非常人所能做到。

　　实际的情况是
，宋代多数学子把学而优则仕看做改善个人命运的堂而皇之的旗号
，将读书、科考视为做官的敲门砖。

　　在国势大体处于常态的情况下
，他们入仕后一方面做着分内的事：一方面期盼着自已仕途的发达
，当理想追求与现实利益发生冲突时
，他们不免更多选择后者。

　　像历仕宋太宗、真宗两朝宰相的吕蒙正
，早年有过清寒求学的经历
，当他顶着状元桂冠步入政坛后
，孜孜以求的是个人的前程
，因此往往不敢承担改革风险。

　　正因为如此
，他为政尚可守正
，三入相位却终无多少建树。

　　倒是在生活上
，他讲求起奢侈。

　　吕蒙正有个喜食鸡舌汤的嗜好
，每日必餐
，史书上就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

　　一天
，他游自家的后花园
，看到墙边耸立一座山包
，便不解地问随从怎么回事
，仆从回答：此是相公吃鸡剩下的鸡毛。

　　他大感意外道：我吃的鸡乃有几何?怎么能堆积如此之大?仆从再答道：一只鸡仅一尾舌
， 相公一顿汤需用多少尾舌?食鸡舌汤又已多久?

　　北宋中叶的宋庠、宋祁兄弟也是贫寒出身
，早年在州学读书时生活相当艰难。

　　以后两人同年科举入仕
，分别做到宰相和翰林学士。

　　哥儿俩政绩上成就不大
，生活上还是有别
，大宋注意分寸
，小宋却奢侈放纵：

　　一次上元节夜里
，大宋又听说小宋点着华灯拥着歌伎排场豪饮
，次日就派人带话过去：相公寄语学士
，闻听昨夜烧灯夜宴
，穷极奢侈
，不知是否还记得从前上元夜一起在州学吃粗饭的事?小宋听罢
，笑着让来人带话回去说：也寄语相公
，不知当年吃粗饭是为的什么?

　　小宋真是毫不掩饰
，在他看来苦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享受富贵而已。

　　志向不够远大
，满足于享乐
，这倒也罢了
，吕蒙正、宋祁花的毕竟是自己的俸禄钱。

　　他们还爱惜名誉
，没有胡作非为
，没有触及官场的底线。

　　这样的官员人数众多
，不甘平庸或安分守己者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等而下之者则碌碌无为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而有些人一旦进入官场
，就只顾及自己的利禄地位。

　　宋人揭露：爵禄在上
，下皆趋而争之
，故名日‘奔竟’。

　　这说的便是当年为做官
，而巴结高官的奔竞风气
，熏染了不少官员。

　　他们随波逐流
，争权夺利
，甚至为所欲为
，不仅将学习多年的修齐治平的理念抛到脑后
，更将为人的良知、官场的底线也敢突破。

　　像丁谓本是享誉一时的才子
，科举做官后却将聪明才智用于投机钻营
，一味迎合上意。

　　宋真宗想搞浩大的天书祥瑞活动
，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持
，就询问国库的底子。

　　丁谓是负责中央财政的三司使
，明知此举劳民伤财
，但为了赢得天子的欢心
，便报告国库充裕有余。

　　有了丁谓兜底
，宋真宗这才安心拍板
，随之在东封泰山、西祀汾阴之类的活动中
，丁谓卖力地调度安排经费与物资。

　　以后
，宋真宗想在京城内修建一所感应上天的场所玉清昭应宫
，既担心遭到反对
，又怕落得恶名
，于是召见体己的丁谓。

　　丁谓出谋道：陛下拥有天下
，修一座保佑苍生的宫观又有何妨?陛下无子
，谁敢反对营建祈祷降生皇子的场所。

　　果然
，宋真宗提出想法后
，无人敢提出异议。

　　丁谓负责该工程
，一再修改设计方案
，不断扩大规模
，又督促工匠日夜施工
，将原定十五年的工期提前到七年完工
，建成内含两千六百一十区的巍峨宫观。

　　在做这些伤害民生的事时
，丁谓早已将背诵过的儒家仁政理念抛到九霄云外
，也丧失了做人的良心。

　　更有甚者
，则是那些败坏国家根本利益的宫僚。

　　北宋末年的宰相蔡京
，论学问知识
，论书法造诣
，都是绝对的上乘水平。

　　可此人罔顾国家利益
，带头迎合昏君宋徽宗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需要
，肆意破坏秩序政纲
，以朝廷的名义巧取豪夺
，致使民怨沸腾
，官场的底线彻底穿崩。

　　蔡京四度当政
，贪恋权位
，毫不在意外界观感
，即使目昏吒不能视事
，也不知退位。

　　当他一度失宠时
，竟不顾起码体面向宦官哭诉求情。

　　于是上行下效
，一时之间吏治为之败坏
，以权谋私、卖官鬻爵
，索贿的现象比比皆是
，官场中的大多数人已麻木不仁
，见怪不怪。

　　终于导致北宋王朝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
，如果不是随后被金军灭亡
，也会被造反的民众所葬送。

　　还要说到蔡京家的奢靡生活
，仅就厨子分工之细
，就令人叹为观止。

　　宋人笔记《鹤林玉露》记载：

　　有位士人买一小妾
，原是蔡京府中厨娘。

　　某日
，士人令此妾做包子
，对方回答说不会做
，士人质问既是厨子为何不会?对方再答称自己只是包子厨内专门切葱丝的。

　　南宋时期
，权相秦桧为了揽权固宠、把持朝政
，遂迎合宋高宗急于求和的心理
，不惜冤杀抗金英雄岳飞父子
，自毁长城。

　　秦桧专权后
，肆意排除异己
，任用亲族党羽。

　　于是
，大批官员们自觉不自觉都纷纷投奔其门下
，秦桧竟安然接受阿谀奉承自己的 元圣称号。

　　岂不知这种行为已严重败坏了儒学中为人臣礼的规矩
，也不无接踵前代权臣犯上之嫌。

　　以后在宋宁宗、理宗朝长期专权的史弥远
，其作威作福更甚于秦桧
，甚至敢于擅立皇嗣。

　　秦桧、史弥远都有读书科举出身的背景
，所学知识不为国家所用
，反倒成为弄权的经验
，其生活之糜烂更不用说。

　　至于南宋末年外戚出身的贾似道
，虽绝对属于不学无术之辈
，却因手握重权成为上下巴结的对象
，寡廉鲜耻的官员们每见他必称周公
，连度宗小皇帝也无奈地呼其为师臣。

　　至此
，官场完全化为黑暗的牢笼
，网罗了大批无聊奸猾之流
，一同浑然不觉地沉沦
，彼此拉扯着走向毁灭
，这当然已属末世之相。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贾似道为了避免非议
，务以权术驾驭
，不爱官爵
，牢笼一时名士
，又加太学餐钱
，宽科场恩例
，以小利啖之。

　　由是言路断绝
，威福肆行动(《宋史·奸臣传》)。

　　由此可见
，众多的士大夫、太学生
，包括某些所谓的名士
，为了一己之利
，甚至小恩小惠
，不惜丧失人格名节
，或歌功颂德
，或追随祸国殃民
，实在令人痛心。

　　要不是南宋亡国后出了文天祥、陆秀夫等一批爱国志士
，当时的读书人就一无可取了。

　　要说宋代的官员
，论文化水平都不低
，论道理谁都清楚
，可为什么众多人却变得失去良知
，自甘堕落
，敢于践踏官场底线
，甚至胡作非为?

　　从宋朝官场不见得比以往王朝弊端来得少的情况来看
，单纯提高官员知识水平也并不见得就能彻底解决吏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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