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对科举制度都做出了哪些规定,这一基础,是由北宋前期一系列革命性的科举制度建设夯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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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期对科举制度都做出了哪些规定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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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考试,公平竞争,公正录取,这是科举制度所昭示的精神,所标榜的特征,也是整个科举制度立脚的基础。
这一基础,是由北宋前期一系列革命性的科举制度建设夯实的。
一:废除公荐
唐朝科举考试中盛行的投行卷的做法,不能说没有一点合理性,这毕竟在试卷之外,多了一重考量的要素,避免了单一试卷所表现出的偶然性。
公荐和通榜,也能提醒考官对某些真正有才能者的注意,避免在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的判卷时遗漏人才。
但是,行卷有可能出自他人之手,公荐有可能徇私,通榜也有可能变成私下交易。
随着唐朝辉煌的逐渐逝去,这些考场外因素的负面作用也日益显现。
如《旧唐书·王起传》中记载:贡举猥滥,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
许多寒门俊造,只得兴闭户十年专笔砚,仰天无处认梯媒之叹。
宋朝韵科举制度建设,正是针对这些问题,从这里开始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中记载:
乾德元年(963年),宋太祖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宾其罪。
故事,每岁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保荐抱文艺者,号日公荐。
然去取不能无所私,至是禁止。
自唐朝以来以公荐为名、行请托之实的做法,这时被明令废止。
这即便不能根除,也极大地限制了胁于权势、扰于人情、累于子弟的所谓常情。
限制了这些考场之外因素的作用,杜绝了过去那种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的情形,将举子的最终录取与否,限定在了场屋之内。
二:实行殿试
在争逐科举的路途上,举子与举子、举子与考官之间,结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
如《河东集·卷九》中记载:
同年登第者,指呼为同年。
其情爱相视如兄弟,以至子孙累代,莫不为皤比,进相援为显荣,退相累为黜辱。
举子对于考官,恩情尤重。
考生录取后,要向主考官谢恩,称主考官为师门…恩门座师,而自称门生。
根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中的记载,为了铲除朋党的温床,防止考官徇私,师生结党,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宋太祖下诏:
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贡举官,子孙弟侄如违,御史台弹奏……兼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
宋朝初年,沿袭唐朝的科考规制,只有地方州县的解试(经地方州县考试合格的举子,送往京师应礼部试称解,故称州县举行的 考试为解试)和中央尚书省礼部的省试两级考试。
开宝六年(973年)三月初七,新录取的进士宋准等10人及诸科录取的28人一起到讲武殿谢恩。
宋太祖觉得进士中的武济川材质最陋,问对失次,便将其黜落。
由于武济川与权知贡举的翰林学士李肪是同乡,宋太祖怀疑李畴徇私袒护。
恰好在这时,落第举子徐士廉等人又击登闻鼓,状告李畴用情取舍,录取不公。
宋太祖下令将考试终场而没有被录取的考生选出157人,连同已被录取的38人,参加由他本人亲自主持的复试。
考试的结果,录取进士26人, 诸科103人,而李防原来录取的38人中,有10人被黜落。
殿试实行之后,皇帝直接控制了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新进士由知贡举官的门生,变为了天子门生。
由于殿试对抑制权贵子弟升进、巩固皇权非常有效,从此,皇帝亲临殿试成为定制,解试、省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得以确立。
但从宋朝殿试的产生来看,它是为着防弊的直接目的,所以宋太祖就曾得意地对大臣 们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殿试。
尽革其弊矣。
殿试最初实行的时候,和其他各级科举考试一样,皆有黜落,是不等额的淘汰性考试。
根据皇帝临时的旨意,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
省试合格了,殿试并不一定能过关。
很多人在这漫长的科举之路的最后关口,往往功亏一 篑,甚至一而再,再而三。
累经省试取中,屡摒弃于殿试。
再加上远方之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至失所,有赴水而死者, (《邵氏闻见录》卷二)
这也实在体现不了皇帝对士人的体恤和关爱,达不到以科举为诱饵、牢笼士人的目的。
在离及第只有一步之遥时被残酷地黜落,一些举子深深地失望,乃至绝望,不惜铤而走险,最后站到了皇权的对立面。
当时有一个名叫张元的举子,博学多才,颇具韬略。
由于多次参加殿试失败,最后愤愤不平而投奔了西夏。
在宋夏战争中,为元昊出谋划策,侵扰宋朝边境,成为宋朝的心腹大患。
朝臣们都把这归咎为殿试黜落,嘉祜二年(1057年),宋仁宗亲试举人,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 这年参加殿试的388名进士、389名诸科举人全部被录取。
从此,省试合格之后,科考最终及第便成为定局,殿试成了不再有黜落的等额性考试,它的作用不过是排定名次,确定天子门生的名份而已。
三:锁院和别头试
在唐朝,朝廷的科举考试由吏部主持,具体地说,最初是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来改为吏部侍郎主持。
由于主持考试的部门和官员是相对固定的,所以容易出现贿赂和请托。
宋朝主持会试的考官,由皇帝临时指定,因为是临时性的,所以称为权知贡举。
权知贡举不常任,年年不同。
此外,皇帝还会指定同知贡举二三人,作为权知贡举的副职。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苏易简权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由此建立了锁院制度。
锁院就是在考选期间,考官进入贡院,关闭院门,暂时断绝和外界包括家人的联系。
考官在院中拟定考题、收领试纸、排定考生座位,一直到考试结束、排出等第之后,才能出院。
省试或礼部试的锁院时间,一般期限是一个月,如果事情未完,可以延长十天。
锁院制度因考官规避请托而建立,对于防止舞弊意义深远。
除了锁院之外,宋朝还实行所谓的别头试。
别头试又称别头和别试,是科举考试中为了回避亲嫌而采取的一种考试方法。
它出现在开元年间,在唐朝时兴时废,没有成为固定的制度。
宋朝的别头试始于真宗时的张士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八》中记载:
先是,监察御史张士逊为贡院监门官。
时贡举初用糊名之法,士逊日: ‘主司有亲戚在进士中,明日当引试,愿出以避嫌。
’主司不听,士逊乃自言引去。
上是之,记名于御屏, 遂诏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皆移试别头。
从宋朝雍熙二年(985年)省试时开始,规定考官及相关官员的子弟、亲戚乃至门客,都必须回避。
还要另派考官,另设考场,对他们另外进行考试,并规定特定的录取名额,单独录取。
后来,别头试逐渐推广到国子监、开封府以及各路的解试。
只有殿试是皇帝驾临亲试,谓之天子门生,虽父兄为考官,亦不避,不实行别头试。
四:糊名和誊录
宋朝杜绝场屋之私最有效的措施,还在于糊名和誊录。
所谓的糊名,又称封弥,也就是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糊住,或截头去尾,编成字号,让评阅试卷的官员不知试卷出于何人之手。
糊名法在唐朝就出现了,但只是应用于吏部试。
宋朝的糊名法始于殿试,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御崇政殿复试进士,将作监丞陈靖上疏,请糊名考校,得到太宗的采纳。
在此之后,糊名法逐步推行于省试、解试,所以宋人笔记中又有真宗时,试进士初用糊名法,以革容私之弊、真宗时,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这样一些不同的说法。
糊名之后,考官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笔迹知道试卷出自何人之手,这便导致了誊录。
誉录又称易书,也就是将试卷重抄一遍。
考生交卷之后,由封弥院将试卷糊名,再送往誊录院,由负责誊抄的书吏,用朱笔将整个试卷誊抄一遍。
最后不是将考生的原卷而是将书吏誊抄的朱卷送考官评阅,以堵住根据字迹或相约的暗号辨认出试卷的漏洞。
取士至仁宗,始有糊名考校之律。
虽号至公,然尚未绝其弊。
其后袁州人李夷宾上言,请别加誊录。
因著为令,而后识认字画之弊始绝。
(《能改斋漫录》卷一)
誊录最先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省试时实行,后来逐渐推广到殿试和各类解试。
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宣向此中求。
北宋前期科举制度建设的这些措施,使科举制度在制度化和严密化的同时,也更具有客观性和公平性。
由于这些制度的实行,使得一决于文字而已、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成为可能。
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就受到了有识之士的称赞,欧阳修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
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
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
以为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
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厚薄于其间。
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
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
后世也广受称赞,历代相沿不改。
这些至公亦至善的做法,是科举制度中可贵的客观性和公平性的核心内容和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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