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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 宋朝的科举制度是如何完善的

来源:达达搜探索 时间:2022-09-14 11:15 阅读

  宋朝时期的饿科举制度是什么样的,而且对考什么,究竟是重经义还是重诗赋,也做了积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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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期的饿科举制度是什么样的

宋朝时期的饿科举制度是什么样的

  科举是我国古代一项影响深远的选拔官员制度,下面达达搜探秘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宋朝的科举制度建设,不仅建立了怎么考的制度,健全了考试规程,对后来的科举考试,具有示以准绳、框其趋向的作用。

  而且对考什么,究竟是重经义还是重诗赋,也做了积极的探索。

  在唐朝,明经和进士是最重要的考试科目。

  虽然这两科的内容屡有变化,但基本上是明经着重帖经和墨义,进士侧重诗赋。

  所谓的帖经,就是给出一行或几行经书中的文字,要求将其中故意隐缺的文字填上,类似于今天的填空题。

  所谓的墨义,也就是以书面的形式,简单直接地回答经义。

  墨义答题的格式较为固定,以对开始, 而以谨对结束。

  如考试题目是:‘作者七人矣。

  ’请以七人之名对。

  

  这是《论语·宪问》第三十七 段中孔子的一句话,考生要知道这里的七人,是指古代的七位隐逸之士,即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蒉、仪封人、楚狂接舆。

  所以标准答案就是:对:七人: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簧、仪封人、楚狂接舆也。

  谨对。

  

  如果考生不知道答案, 就答对:未审。

  

  由于帖经和墨义考察的是记忆能力,只要熟读经典就能考中,录取的名额也多,往往是进士科的几倍乃至几十倍,得第颇为容易。

  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

  意思是说明经中第容易,即便是30岁中第,也属于年老的了。

  相对而言,进士中第很困难,即便50岁中第,也尚属年轻。

  虽然唐朝的取士之科,以明经为首,但应举之人,往往搜章摘句,只念经疏,不会经义,正如和尚转经相似,如同会说话的鹦鹉一般。

  因而全社会上上下下,都颇为轻贱明经科。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进士科考察的是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要求具有较高的文学才能,为时人所看重。

  《唐国史补》中记载: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义实集其中。

  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

  

  时俗所尚,众望所归,也使得一些饱学之士、英发才俊只应此科,这就使得进士科在当时众多的科目中,得以脱颖而出,一骑绝尘。

  所以当时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 终不为美之说。

  随着唐朝历史的发展,进士科日渐显贵,而明经科则日趋沉沦。

  宋朝承袭唐朝的发展路向,最初也是趋重诗赋、崇尚进士科,鄙薄记诵、冷落明经科。

  宋朝常科的考试科目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和明法 等。

  进士科之外的其他科目,统称诸科。

  由科目名称的变化,就可见明经科已经不能与进士科相比伦。

  以擅诗赋中进士之后,往往升迁迅速,位至通显。

  进士及第即一等的进士,大多数都可以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

  而明经科的遭遇,则每况愈下。

  流风所及,以至于:

  有司待之之礼,亦不与进士等。

  进士入试之日,主文则设案焚香,垂帘讲拜。

  至学究,则彻幕以防传义,其法极严,有渴至饮砚水而黔其口者,当时传以为笑。

  欧公亦有诗云:‘焚香礼进士,彻幕待诸生。

  ’其取厌薄如此。

  (《朱子语类》)

  进士和明经在科考之初的礼遇,就已经有天壤之别。

  然而,经术毕竟是王化之本致治之源,熟读经书、通晓经义是传统士人的天职,是其安身立命之本。

  改变重文学、轻经术的社会风习,在科举考试中,强化六艺,责治道之大体,淡化诗赋,舍声病之小痴,一直为众多恪守正统观念的人士所呐喊和倡导。

  北宋时期的几次变法,都包括了对这种社会风习的移易和矫治。

  宋神宗时,范仲淹任参知政事。

  他提出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精贡举。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三》中记载的他的言论,在他看来,六经才是治国治人之道:

  而国家乃专以词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

  

  这样就决然选择不到经国济民之才,即便选择到了所谓的人才也建树不了经国济民之业。

  为此,他在要求各地学校延请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的同时,又建议改革取士之法。

  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

  

  庆历四年推行的庆历新政,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做了新的规定。

  省试分策、论、诗赋三场,改变了过去先诗赋后策论的顺序,以突出策论的地位,加强策论的重要性。

  废除帖经和墨义的考试形式,举子有通晓儒家经典愿对大义的,则考试经典大义十道。

  在这同时,新政还规定:士人必须在学校学习三百天以上,才有资格参加州县的发解试;废除密封誊录试卷,由各级学校各地方官员保证举子的学历和操行。

  这些做法,势必使权势、贿赂、私情和个人喜好在科举考试中发挥作用,回到通榜乃至察举的老路上去,动摇宋朝初年一系列以公正、公平为目标的制度建设。

  因而引起了众多的反对。

  不到一年,新政大臣纷纷调离朝廷,包括科考内容在内的全 部新政被废除,先诗赋后策论的做法复旧。

  在经过激烈争论和反复比较之后,在科举科目方面,宋神宗最终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

  科举只设立进士科,原来的诸科都并入进士科,罢除诗赋、帖经、墨义,改用大义、论、策取士。

  每个考生要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中选治一经,此外还要兼治《论语》《孟子》。

  所选治的一经称大经,兼治的《论语》和《孟子》称为兼经。

  每试四场,第一场试大经大义十道,第二场试兼经大义十道,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策三道,礼部试策,增二道即五道。

  殿试也一改以前试诗、赋、论三题的做法,只试策一道。

  虽然包括明经在内的诸科,这时都纳入到了进士科,考试的科目,只有单一的进士科,但此进士已非彼进士。

  考试大义或经义,就是从儒家经典原文中,摘出句子或段落作为题目,要求考生作文阐发其中的的义理。

  这种形式与论相似,但论出题的范围不限于经典,而及于史书和诸子,经义出题的范围,则严格限定在儒家经典的范围之内。

  既要通晓经义,表述也要有文采,两者兼备才算合格,与明经科考试墨义,只是粗解章句完全不同。

  经义的格式发展到南宋后期,已经比较固定,成为元明时期八比文和八股文的滥觞。

  宋神宗之后,王安石罢相,司马光执政,开始元祜更化。

  作为王安石最坚定政敌的司马光,废除了王安石几乎所有的新法,但保留了科举改革的基本成果。

  在他看来,取士应当先看一个人的德行如何,而后再看他的文学怎样;即便单纯就文学而言,也应该首先着眼经术,其次才是文采。

  他认为废罢赋、诗以及经学诸科,是革历代之积弊,专以经义和论策试进士,则是复先王之令典,是百世不易之法。

  但以苏轼为代表的文学派,极力主张恢复诗赋取士。

  在这种压力下,最后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办法。

  元祜四年,正式分立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

  诗赋进士要在《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选择一经。

  第一场试所选习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第二场试赋及律诗各一首,第三场论一首,四场试子、史、时务策二道。

  而经义进士,则必须选择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传》为大经。

  《书》《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

  《左传》得兼《公羊》《谷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可以选择二大经,但不得选择两中经。

  第一场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一道,第二场试本经义三道,《孟子》一道。

  第三、四场如诗赋进士一样试论和策。

  经义进士以经义定取舍,诗赋进士以诗赋为去留,名次高下,则参照策、论综合评定。

  哲宗亲政后,开始绍圣绍述,废除了司马光的做法,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

  在此之后,士子各徇其党,习经义则诋元祜之非,尚词赋则诮新经之失,互相排斥,群论纷纷。

  

  争论尽管激烈,但是否恢复诗赋取士,朝廷一直是议而不决,直至亡国也没有结果。

  南宋初建,很快就设立了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两科,但不久之后,一度又合并两科为一科。

  这样分合无常,令考生不知所从,无有定向,颇多不便。

  绍兴末年,朝廷议定复立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并永为成宪,直与赵宋王朝相终了。

  可见,宋朝科举考试的内容,—直处在摸索过程之中。

  《宋史》中记载:熙宁、元丰以来,经义诗赋,废兴离合,随时更革,初无定制。

  

  经义与诗赋的分合,与时变化,重经义还是重诗赋,因势消长。

  在中国科举史上,总体而言前期重文学,后期重经术。

  宋朝的探索之路,精彩地呈现了这一转型的过程,其中的几次科举改革,则是实现这一转型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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