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汉族官僚是什么时候崛起的,从这个时候开始,汉族官僚就在酝酿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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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汉族官僚是什么时候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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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什么时期开始汉族官僚崛起?
和珅跌倒,不是嘉庆吃饱,而是满人本位主义破产。
从这个时候开始,汉族官僚就在酝酿崛起了。
当然,满人本位主义不会彻底破产。
因为大清皇帝的支柱力量就是八旗子弟,也就是满人。
满人和八旗子弟能撑得住场面,大清皇帝也才能稳坐钓鱼台。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赶上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逢变局,就一定要唯才是举,而不会建制派当道。
这时候,大清以及大清皇帝也只能唯才是举,而不能在体制设计上偏袒满人或搞满汉平衡了。
所谓唯才是举,简单说就是谁有本事、谁上台。
没有本事的,即便上了台,也没用,因为根本站不住。
所以,回答汉族官僚是什么时候崛起的问题,首先需要溯因大清官场的建制化特色;其次溯因到乾隆和嘉庆朝的政策转向。
乾隆朝的顶级权臣,非和珅莫属。
但和珅的出身和起步并不高。
他不是满清宗室,也不属于上三旗,甚至还差点儿被赶出家门。
既然是这样,那么和珅是怎么成功的?是因为和珅能力强吗?
公元1769年,和珅参加科举考试,但名落孙山。
这就说明在大清代官场的建制赛道上,和珅连上场比赛的资格都没有。
宦海沉浮是一部连续剧,但和珅在第一集就死了。
考试不行,不代表能力不行。
但是,任凭社会如何多元、任凭资源如何丰富,排位一定是稀缺的。
排位稀缺就要互相竞争;互相竞争就要规制赛道。
而科举恰恰就是传统中国最具共识性的赛道。
所以,能力行也好、不行也好,首先都要在科举这条赛道上站得住。
站住了,才有资格竞争排位。
在纯建制的科举赛道上,和珅不行。
因为他连上场竞争的资格都拿不到。
但和珅只是一个缩影。
非但和珅不行,整个满族官僚群体也不行。
这个道理,容易理解。
科举是一只拣选精英的漏斗。
谁是精英、谁不是精英,要用科举这个漏斗筛一遍。
筛出来的,才算精英。
而精英才能做官,也才能在官场上竞争排位。
但是,汉人有多少、满人才有多少。
这两伙人的基数,没有可比性。
所以,时间长了,满人一定集体走下坡路。
但是,清代是满人建立的王朝。
所以,它一定不会按照单一科举建制的方式拣选精英,更不能按照完全官场建制的方式来管理干部和使用干部。
所谓建制,就是规划内部排位的成文或不成文规矩。
身处体制内的满汉官员们,必须按照这些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去竞争排位。
科举取士,是一种规矩;论资排辈,也是一种规矩;计功考核,还是一种规矩。
霍去病18岁便封冠军侯,而李广到死也没能封侯,这两个人差在了哪里?
不是差在能力,而是差在了赛道。
霍去病走得是皇帝高兴就好的外戚赛道,而李广走得是首虏封侯的建制赛道。
李广穷其一生,都在走建制路线。
而霍去病纯属反建制。
反建制,就是不讲规矩、不讲道理。
但最不讲理的,还不是霍去病,而是卫青的三个儿子,一出生就封侯。
这时候,我们也就能体会到李广的无可奈何了:官场太黑暗,你们都不按规矩出牌。
组织运行的时间长了,就一定要建制化。
建制才能稳定,稳定才能克服不确定性。
一惊一乍地日子,没法过。
但,所谓的建制并非一成不变。
你说计功封侯是建制、外戚封侯是反建制,但是时间长了,习惯成自然,外戚封侯也能算建制。
比如东汉,大将军就得是皇帝娘家人。
外戚封侯都不行,必须当大将军、必须领导政府。
这就是东汉的建制。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得多了,也变成了路。
不管是好是坏,只要大家都认了,就算有了共识;然后规矩也就立起来了,而时间长了,自然建制化。
所以,满人主导的大清帝国,也一定要有自己的建制。
而和珅的成功,恰恰是建制博弈的产物。
和珅获得成功的途径,肯定不是科举赛道,但也肯定不是外戚赛道。
古代中国发展到清代,已经积累的了足够的智慧和经验。
宗室和外戚,一定是防范的对象。
所以,对于这些人,可以给钱、给富贵,但死活也不能给权力。
即便后来成功了,往往也不是依靠纯外戚的身份。
有时候,个人成功,跟个人努力、个人能力,可以毫无关系。
因为很多赛道就不是纯业务表现能决定的。
即便是业务表现能决定,但业务表现有时候根本无法测量。
但成功一定跟社会网络评价有关系。
通俗而又世故地说,就是组织需要。
组织需要你排位上升,那你就必须上升,即:不行也行;组织不需要你排位上升,那你就必须不能上升,即:行也不行。
而和珅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就是因为满人集团的组织需要。
在当时,满人的当然领袖,是乾隆皇帝。
同时,乾隆皇帝还是大清帝国的领袖。
自明清之后,因为不设丞相和宰相,所以乾隆皇帝还是整个官僚集团的领袖。
因此,建制化的方向、速度和模式,统统取决于乾隆皇帝。
而乾隆皇帝主导的大清建制化,就是彻底的满人本位主义。
满清所有的皇帝,都坚持满人本位主义。
因为大清的国策就是首崇满洲。
但为了团结汉人官僚,满清皇帝必须拿捏分寸,甚至还要做出适当的让步,以争取汉人官僚的支持。
顺治宣称自己对待官员不分满汉。
康熙还扩充过江南的科举名额。
这都是在争取汉人精英和汉人官僚的支持。
而雍正比较奇葩,因为他要走极端。
走极端的皇帝,往往得不到保守派的支持。
而既得利益的满人,天然是保守派。
(李)卫、文镜受上眷最厚,为啥这两个汉人最受器重?因为这俩人能跟皇帝一起走极端、干大事。
乾隆之前,满汉之分的问题,不算严重,甚至可能都被忽略掉了。
但乾隆之时,满汉之分的问题,就严重了,而且上升为皇帝必须关注的问题。
但问题的实质,不是满汉之分,而是满人汉化。
在首崇满洲的国策下,清代统治者刻意将满人从汉人中区分出来,最好一眼就能看出谁是满人、谁是汉人。
所以,在语言、骑马射箭以及民族服饰上,统治者强调满人要保持满人的传统。
甚至还广建满城,八旗大军单独驻防,以保持战斗力。
但是,乾隆朝却出问题了,因为越来越多的满人汉化了。
别说骑马射箭,就是满人说满语都做不到。
大清科举专设翻译科,满人只要能够在满语和汉语之间进行翻译,那就能考上。
但是,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因为招不到人,所以只能把这科取消掉。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重要。
区分满汉而首崇满洲,未必能巩固统治;满人汉化而满汉一家,也未必就瓦解统治。
但,问题本身往往不重要,而怎么看问题才重要。
雍正时期的李卫、田文镜,比满人还支持雍正。
所以,你不能说汉人官员多了就会动摇大清国本。
但是,大清皇帝未必这么看。
他能看到的是:汉人官僚多了,那满人咋办?
同时,满人群体也不这么看。
排位总是稀缺,稀缺就要选择,选择必有标准。
而标准是现成的:到底是汉人官僚多晋升一些,还是满人官僚多晋升一些。
选择了汉人,则歧视了满人;选择满人,则歧视了汉人。
所以,大清代的视角,就决定了它一定会关注满汉之分的问题。
于是,乾隆出手了,他的做法就是彻底的满人本位主义,不余遗力地抬高满人在官场上的优势地位。
而最直接的举措就是在官员选拔上,加大对满人的政策倾斜。
满清贵族,可以跳开一切的建制化程序,凭爵位便能获得官职。
乾隆朝的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就是凭一等功的爵位直接当上了从二品的高官。
别人还在学李广计功求官,而满人却可以凭爵拜相。
这就不讲理了。
但排位稀缺。
所以,这么玩的人,只能是满清的顶级贵族。
然而,一般出身的满人,也不用担心,因为机会有得是。
满族的年轻人,可以通过当侍卫和当翻译的方式获得晋身跳板,然后踩着这个跳板直上青云。
而且,这条路升迁更快。
如乾隆的小舅子傅恒就是从侍卫起步,24岁任军机处行走、26岁任户部尚书、27岁拜保和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
这就是火箭提拔的速度。
跟傅恒比,汉人官僚一定能体验到李广的憋屈。
傅恒虽然不讲理,但人家有外戚加持。
而和珅不讲理,才是真不讲理。
他不靠外戚加持,因为本就没有,而是纯靠组织需要和皇帝提拔。
公元1773年,和珅26岁,乾隆62岁;和珅是侍卫,乾隆是皇帝。
然后,君臣二人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和珅正式得到组织重视,并随即得到组织栽培。
然后,和珅这个官,就不是一年升一级的问题了,而是一年升好几级(当然要包括加官)。
公元1776年,正月,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三月,和珅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四月,被任命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和珅调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十一月,和珅任国史馆副总裁,赏一品朝冠;十二月,和珅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
同时,这一年,和珅一族抬入满洲正黄旗。
公元1776年,堪称和珅奇迹年。
公元1776年,乾隆皇帝65岁。
而和珅呢?26岁。
26岁的和珅已经被赏一品朝冠,已经当了军机大臣、已经当了内务府大臣。
但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775年,和珅仅是一个御前侍卫。
乾隆这个老皇帝是不是傻了?你可以栽培后生,但也不能这么栽培吧?
组织运行时间长了,一定要建制化。
大清的建制,就是满人本位主义的官僚制。
但是,乾隆的操作,则只有满人本位主义,而没有官僚制,更没有建制。
简单说,就是任命官员完全不讲规矩、不讲理,纯属反建制。
那么,乾隆为什么要这么做?
第一个原因是满人本位主义,而且乾隆做得极端过分,是彻底的满人本位主义。
第二个原因是满人卡住位子,满人本位主义是原则,满人卡住位子是具体手段。
晚年的乾隆,或许感到时日不多(但时日还很多,后来又干了20多年),所以需要抓紧时间,赶紧培养一批满洲后生,以卡住排位。
军机大臣就那么几个、大学士就那么几个,满人官僚卡住了,自然不会有汉人官僚什么事。
这就是乾隆的算计。
但是,满人本位主义和满人卡住位子,能解释大清特色建制的方向,却解释不了速度。
和珅升迁的这个速度也太快了。
除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和珅一年升五级。
大清发展到了乾隆朝,时间已经足够久了。
所以,它一定是求稳,而不是求快。
所以,第三个原因最可怕,那就是满人已经无人可用。
摆在皇帝面前的,只有和珅,或者说和珅就是最好的。
然后,以乾隆为核心的满人官僚集团,只能倾全力培养和珅、提拔和珅,让和珅去卡住位子。
所以,到了嘉庆朝,这个问题不仅会暴露出来,而且会被彻底掀了桌子。
公元1795年,乾隆传位给嘉庆,但是又当了三年太上皇。
这一年,嘉庆35岁、和珅45岁、乾隆84岁。
就这个年龄分布,你就能了解和珅跟嘉庆的关系肯定没法好。
乾隆晚年,和珅已经彻底掌握了大清的权力核心军机处。
官员任命、案件审判,甚至奏折呈递,都要经过和珅。
上有太上皇、死活不放权,下有和珅、全面揽住权,嘉庆皇帝会是什么滋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乾隆晚年已经越来越糊涂,凡事都要由人传话,才能操纵整个帝国。
而这个传话人,恰恰又是和珅。
所以,在当时,和珅就是大清的二皇帝。
公元1799年,老皇帝乾隆终于闭上了眼睛。
随即,嘉庆皇帝马上派人控制和珅。
乾隆死后15天,嘉庆就送给和珅三尺白绫,让和珅上吊自杀。
老皇帝不放权、大权臣当帮凶,所以小皇帝很生气。
于是,等老皇帝死了,小皇帝急不可耐地杀了大权臣,连半个月都不让大权臣活。
如果仅是这么认识,那就把政治当成了宫廷斗争和关系攻略。
宫廷斗争和关系攻略的解释,不是不可以。
但是,它们统统解释不了和珅是怎么官场成功的,更解释不了嘉庆朝的政策转向。
问题本身不重要,而怎么看问题才重要。
和珅跌倒的问题,一定要提升到满洲本位主义的层面。
因为只有在这个层面才能解释和珅为什么成功又为什么落败。
和珅跌倒相当于满洲本位主义的破产。
而满洲本位主义一旦破产,那么汉人官僚就一定要崛起。
所以,溯因推理地看历史,我们需要关注和珅跌倒后的趋势影响:
首先是削弱了满洲本位主义的公信力,意味着国家不能这么玩。
朝廷器重、提拔神速、年富力强的满洲精英和珅,竟然是个大贪官。
而且,还把贪污数字公布了出来,仅白银就八亿两,所有财产相当于国家十五年的财政收入。
所以,廷议认为和珅必须凌迟,后来嘉庆法外施刑,才赐自尽。
但是,这已经是对满洲本位主义的啪啪打脸了。
其次是汉族官僚在嘉庆朝及以后逐渐崛起,掀了满洲本位主义的桌子。
和珅不仅贪了钱,而且揽了权。
对于这件事,乾隆皇帝要负责。
但乾隆死了,而且也没人敢追老皇帝的责任。
所以,接下来,就是满人精英要负责。
因此,嘉庆朝的政策调整,就从和珅跌倒开始。
一大批汉人精英得到了晋升的机会。
像董诰、曹振镛这些人,长期担任军机处首席大臣。
而从朝廷到地方,汉人官僚的发言权越来越重,甚至主导了整个大清的政策走向。
但是,大清代是满人的大清代。
难道满人就没有再次崛起的可能吗?满人本位主义就一定会破产吗?
大概率没有这个可能,因为接下来全是趋势的问题。
一是乾隆朝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即满人汉化。
正是因为满人汉化,所以乾隆才搞彻底的满人本位主义。
一眼望下去,分不清谁是满人、谁是汉人,满清皇帝找不到自己的同盟了。
这才可怕。
但满人汉化而满汉一家,是趋势。
这个趋势,没法变。
甚至,到了后来,有修养的满人,能比汉人还汉人。
二是满人官僚已经人才凋零,这也是乾隆搞满人本位主义的第三个原因。
只要建制化了,汉人用基数就能碾压满人。
这在鸦片战争以后,最为显著。
英法联军进北京的八里桥之战,撑场面的是僧格林沁和蒙古马队,而不是大清八旗。
天平天国起义,扛住冲击的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把持的地方武装,也不是大清八旗。
再往后,领导大清洋务运动的,几乎清一色全是汉人官僚。
三是赶上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变局就是东西方必须交流,大清再也不能做老大帝国的春秋大梦。
而这时候,能竞争排位的,只能是在干事创业中捶打出来的汉人精英。
满人精英被乾隆惯坏了,即便是嘉庆朝也没扭转过来。
所以,一群废人已经只能在变局中废掉了。
李鸿章死后,摆在慈禧和大清面前的,只有袁世凯,而北洋大臣必须由他来当。
这时候,为啥不让满人来当北洋大臣。
李鸿章死了,满人也没人接手李鸿章的政治遗产。
所以,成也乾隆、 败也乾隆。
乾隆奉行的满人本位主义,区分出了谁是汉人、谁是满人,巩固了满人的优势地位和自信心。
但物极必反。
和珅跌倒后,嘉庆朝必须做出政策调整。
汉人官僚就是在这个时候酝酿崛起的。
而赶上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汉人官僚更要乘势而上。
这时候,不管是首崇满洲的建制化,还是科举官僚制的建制化,已经统统不管用了。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与曹操的唯才是举,说的都是一回事。
这不是英雄的呼唤,而是时代的需要。
但是,大清这艘大船太大,转向不行、加速不行、降速更不行,最后沦落到了改朝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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